中國鐵路客車乘坐體驗的劇變，始于2008年前后。2008年之前的中國鐵路，大概也就比今天的印度鐵路好一些。2008年之后的中國鐵路，大概僅

中國鐵路客車乘坐體驗的劇變，始于2008年前后。2008年之前的中國鐵路，大概也就比今天的印度鐵路好一些。2008年之后的中國鐵路，大概僅次于日本、德國，雖然沒有它們那么發達和舒適，但不論是速度還是體驗，都已經優于全球絕大多數國家。

在世界鐵路發展史上，中國鐵路的這種變化堪稱奇跡。而帶來這種“奇跡”的東西，就是著名的“和諧”系列——不僅有著名的“和諧號”動車組列車，還有“和諧”系列大功率電力機車（HXD），以及“和諧”系列大功率內燃機車（HXN）。歸根結底，沒有當時那場轟轟烈烈的技術引進，就沒有今天的高鐵時代。而如果沒有當時中國鐵路人對“技術自主可控”的堅持，也就沒有今天獨步天下的中國高鐵。

2003年，鐵道部提出了一個即便是在今天看起來都非常不可思議的宏大口號“跨越式發展”，即：利用發達國家的現成經驗，在此基礎上實現自己的發展及超越。同年，另一個重量級方案也走到了世人面前——《中長期鐵路網規劃》。這是一個在當時看來宏大到近乎吹牛的規劃——中國高鐵要“四縱四橫”——在全國范圍內建設數十條高標準的高速鐵路，最終使中國鐵路實現“客運高速、貨運重載”的目標。短短幾年之前，中國鐵路人還在為是否修建京滬高鐵的事情而爭論不休，沒想到幾年之后，中國鐵路人已經決心大規模修建高鐵網了。這，就叫“跨越式”。

但對當時的中國鐵路而言，要想實現“客運高速、貨運重載”的目標并不容易。線路條件上的差距暫且不論，單從車輛上來看，當時中國鐵路的車輛技術已經完全落后于時代——2002年，第五次大提速開始，一大批新銳車輛上線使用——但很遺憾，這些車輛幾乎處于“服役即落后”的狀態。而主要的瓶頸，就是中國電力機車的傳動技術。當時，中國鐵路基本已經完成了電氣化，不論客運還是貨運，動力更強的電力機車都已經成為主力車型，但仍然有一個問題困擾著中國電力機車——如何從“交直傳動”跨越到“交直交傳動”。

電力機車從接觸網上輸入的都是交流電，但這種電力是無法直接用在車輛上的。當年的中國鐵路機車仍然采用傳統的“交流傳動”，利用整流器輸出直流電，然后驅動車輛的直流電動機工作——這就是所謂的“交直傳動”。而更先進的傳動方式，則是“交直交傳動”，也就是所謂的“三相傳動”——整流器輸出的直流電并不直接作用于電動機，而是通過逆變器輸出成為適合三相交流電機的交流電。

由于公式，牽引力=摩擦系數×黏著變量×機車重量，其中，摩擦系數、機車重量都相對固定，要想提高牽引力，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改善黏著變量。而突破這一環的方法，就是攻克“交流傳動技術”——直流電機可以形成的黏著系數大約只有0.45，而交流電機最終能形成的黏著系數則高達0.9。舉例來說，當年中國鐵路貨運的主力機車SS4G，仍然采用交直傳動，雙機功率6400千瓦。而歐洲同期投入使用的ES64型電力機車已經運用了“交直交傳動”，單機功率也是6400千瓦。

當時中國鐵路機車技術與國外先進水平差距極大，必須立刻開始高速追趕。不過，志氣雖高，但當時中國鐵路的能力屬實有限，如果堅持使用自研技術來追趕世界先進水平而非引進，恐怕中國的高鐵時代要晚到來10年。

2004年，當時的中央決策層在研究了中國鐵路機車車輛問題之后，最終提出了一份名為《研究鐵路機車車輛裝備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的文件。也就是這次會議，定下了一個極度重要的原則：“加快我國鐵路運輸裝備現代化，要按照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的總體要求，力爭在較短時間內，使我國機車車輛生產能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中外高鐵談判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對方陷入了“內卷”。

中國“四縱四橫”的高鐵規劃已經確定，而高鐵相關的車輛卻一直沒有到位。因此，當鐵道部宣布要搞技術引進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市場上即將出現一個天文數字級別的高鐵訂單，中國將是全球高鐵產業最大的市場。果然，中國提出一次性招標采購140列動車組列車——這是世界高鐵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筆訂單。從歐洲到東亞，全世界的先進高鐵列車生產商都躁動了起來。

但對中國鐵路來說，情況有點尷尬。盡管我們確定了“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的總體要求，但落到現實中，要想保證執行不走樣，我們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走了“合資汽車”的老路——當年中國汽車產業也曾經和外國企業合作，也希望用國內廣闊的市場換取外國的先進技術，結果，市場和技術都是別人的，我們什么也沒有拿到。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事情，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內卷”。當某家廠商為了獲取技術，和外國廠商斗智斗勇、打得不可開交之時，另一家廠商卻偷偷“卷”了起來。為了盡快生產更先進的產品占領市場，它們大幅度降低自己的底線，從而獲得了外國先進產品的生產授權。短期來看，這種行為的確讓企業賺了個盆滿缽滿，但長期來看，這種行為徹底毀掉了中國的本土汽車產業。

外國廠商絕不會輕易就將核心技術奉上，那些和外國廠商艱苦博弈的廠商之所以如此費心費力，就是為了獲得真技術。而那些一心只追求短期利益的廠商，雖然和外國廠商迅速達成了合作，但從此徹底淪為了別人的組裝廠。說白了，“技術引進”談判的核心是“供需”——眾多零散且需求相近的企業，彼此之間必然互相爭斗，進而引發“內卷”——總有人不惜犧牲底線也要“卷”起來。而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鐵道部的決策是：讓別人去“卷”。

具體來說，鐵道部在這次大規模技術引進之前就實施了所謂的“戰略買家”策略。鐵道部規定：全中國數十家鐵路車輛生產廠商中，只允許外商和6家核心企業進行合作。一旦發現有這6家企業之外的中國企業接觸外商，鐵道部將立刻出手予以懲戒。另外，鐵道部還公布了“高鐵大單”的“投標資質”：第一，必須是注冊在中國的廠商——堵死了那些想直接插手的外國廠商；第二，必須和中國企業簽訂了技術轉讓合同——堵死了那些還想把技術藏著掖著的外國廠商；第三，必須有200千米時速以上動車組列車的研制經驗——堵死了那些沒經驗但想嘗試一下的廠商。

這一番操作下來，國內市場上的本土玩家大幅度精簡，形成了一個“意志上齊心協力，行動上整齊劃一”的集體，杜絕了“內卷”的可能性，而外國廠商卻為了獲得和這6家企業合作的機會“卷”了起來。最終，外國廠商如果希望吃到這筆大單，就必須和指定的中國廠商合作，簽署技術轉讓協議，否則就無緣于此。為了防止有人偷奸耍滑，鐵道部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名為“技術轉讓實施評價”的評估機制——它評估的指標是中國企業掌握技術的情況——只要中國企業沒掌握核心技術，那么就不算完成了技術轉讓，就不能參與高鐵招標。

簡而言之，想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留下技術。

鐵道部公開招標，意味著中國高鐵走出了“引進先進技術”的第一步，而“聯合設計生產”的落實，就需要之前提到的“技術轉讓實施評價”作為保證——這套機制保證了外國廠商能傾囊相授，教會“中國學生”關于高速動車組的一切知識。

整個“教學”過程大概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培養“中國學生”的設計能力——我們會派出一隊技術人員前往國外學習相關知識，然后和外國廠商的工程師們一起搞設計。設計完畢后，我們還需要全程跟著，學習別人如何制造、組裝。這個階段結束的標志，是進口一列外國原廠原裝生產的動車組列車。第二階段，主要是培養“中國學生”的制造能力——外國廠商此時不會再發來整列列車了，只會發來足夠生產兩列火車的零件，然后由受過培訓的中國工程人員們在本土完成組裝。國外技術專家在這個階段扮演的是“輔導老師”的角色，負責在生產制造過程中給我們提出指導意見。第三階段，主要培養“中國學生”的自主能力——這個階段，連零件都需要我們自己設計、制造、測試了。這也是3個階段里最漫長的一個階段，一列動車組列車有數萬個零件，背后是幾十、上百家廠商，在第三階段，這些廠商也必須跑步跟上——否則，我們仍然只能靠國外進口的零部件生存。

三階段學習的成果非常顯著，中國迅速地獲得了世界先進的動車組設計、制造能力。在短短數年時間里，與加拿大龐巴迪公司合作的CRH1系列，與日本川崎“聯合體”合作的CRH2、與德國西門子公司合作的CRH3系列動車組、與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合作的CRH5系列動車組，同時在中國大地上飛馳了起來。但僅僅做到這樣，恐怕仍舊無法讓人滿意。哪怕武廣高鐵開通之后，CRH3和CRH2C在上面跑出了時速350千米的世界最快運營速度，總還是感覺差了那么一點意思。畢竟，盡管是聯合設計，可絕大多數東西還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設計出來的。最好，還是要有一個我們自己搞出來的東西。

實際上，“爭口氣”的需求倒在其次，在中國鐵路的高要求下，即便是引進技術生產的列車也多少有些力不從心——京滬高鐵設計運營時速高達380千米，而CRH2只能跑350千米。然后，CRH380系列便誕生了（380的意思就是“運營時速380千米”）在筆者個人看來，CRH380系列的出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在它之前，中國鐵路的要求低于引進列車的性能，引進列車完全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而它的出現則表明，我們的要求已經高到了外國同行無法滿足的地步。

為了滿足中國高鐵更高的要求，我們開始在CRH2的基礎上進行磨改：動力上，CRH2使用的是三菱或日立公司生產的電機，最大功率9600千瓦。CRH380系列則使用湖南株洲電機廠或山西永濟電機廠生產的電機，在最強狀態下，功率可以達到2萬千瓦以上。外觀上，為了追求更快的速度，CRH380的車頭長度達到了12米，比CRH2還長了3米，整體看上去更加尖銳。因此，CRH380AL的試驗速度遠超先前CRH2的350千米/小時紀錄，達到了令人生畏的486千米/小時，即便是運營速度，也可以滿足京滬高鐵380千米/小時的要求。

在能源領域，有一個著名的“能源不可能三角”：不可能既在發電端環境友好（清潔低碳），又在供給端穩定、安全、可靠，還能在消費端價格低廉、經濟實惠。“能源不可能三角”的背后，是全球電力系統建設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如何在提供清潔、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的同時，還能實現成本的最小化？

如今看來，以特高壓輸電為電力調配核心技術的中國新型國家供電系統，可能是目前為止最有望突破“不可能三角”的國家供電系統。首先，發電端的環境友好取決于清潔能源的使用和技術的進步。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的數據，2019年，中國陸上風電、太陽能光伏、水電累計裝機規模分別占全球總量的34%、35%、27%，均居全球第一。此外中國在核電領域也有不錯的技術儲備，水平躋身世界前列。目前在占到中國發電端核心地位的火電領域，中國也有目前全世界效率最高、最清潔的火電廠：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廠（以下簡稱“外三”）。

外三在2013年就打破了原先由丹麥電廠保持的最低煤耗世界紀錄，并且保持至今。其所使用的尖端技術雖然出于成本等原因，還不能更加廣泛地運用在其他普通的火力發電廠里，但可以看出我們的技術水平已經處于全球領先梯隊之中，且發展速度飛快，研發投入也相當可觀。

其次，中國有全球獨一無二的特高壓輸電網絡，全球特高壓輸電的相關技術的主要標準都是由中國制定的。在核心技術的保駕護航之下，大開大合的全國性調度，構建了世界上最穩定的電力供應系統。

能源消費和絕大多數消費領域一樣受規模效應的影響，龐大的用戶群體，加上高頻的需求，對于降低成本和技術迭代都有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民用消費端，中國的電價實行的是“基準價+上下浮動”的機制，上浮不超10%，下浮原則上不超15%（2021年10月8日起，市場交易電價上下浮動范圍已經調大到了20%）。這不是說不讓你用價格調節供應，而是限制了電價的“暴漲暴跌”，通過緩漲緩跌留出調控的時間和空間，優先保證普通人生活成本的相對平穩。

反觀西方，能源價格基本由市場主導，正常情況下可以通過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供需平衡。可一旦供需錯配的程度超過了正常水平，直接后果就是成本壓力不斷向下游傳導，最終導致居民電價瘋狂飆漲。更有甚者，一旦遇到類似得州雪災的極端情況，稀缺性就立刻演變為一場流動性危機，市場調節機制徹底失靈，只有奇貨可居的發電公司趁機大發橫財。

可以說，中國通過統一指揮、統一調度，全國供電一盤棋的方式，加上中國一代又一代電力人和科研團隊的付出和勞動，在制度和技術的雙重加持下，才造就了今天在供應端和消費端同時具有很高穩定性的、全球最可靠的國家電力系統。

在中國國家電網的所有技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特高壓輸電技術。

中國國土遼闊，各個省區市之間的資源稟賦天差地別，所以本地的用電需求通常無法與之匹配。拿光伏來說，中國的太陽能資源主要集中在用電需求最低的西北部，而用電需求最高的則是光照資源貧乏的東南沿海地區。這導致在西北光照資源最豐富的新疆和甘肅兩省區，在2016年特高壓輸電線路成型之前，棄光率一度高達30%。也就是說，當地利用光伏發出來的電，有三分之一都被浪費掉了。怎么把這種資源稟賦和用電需求之間的區域性錯配問題解決掉，是中國電力系統建設過程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今天我們從光伏角度來看特高壓的決策，仿佛天經地義。畢竟，光照資源完全受限于地理條件，你不能把新疆的陽光裝上火車，運到上海去照耀外高橋的太陽能發電板。所以看上去，特高壓輸電幾乎是華山一條路，根本就沒有別的選擇。但在1978—2010年，我國火力發電裝機和發電量長期占比分別在68%～76%、75%～83%波動（火電數據近似為煤電數據），其余幾乎全為水電。煤炭可不像光照一樣嚴格受到地理限制，作為一種礦產資源，它完全可以從山西運到上海外高橋的鍋爐里去燒。所以很多人認為，從經濟成本和技術難度上考慮，與其建特高壓電網，還不如把資源都投給性價比更高，還能解決問題的鐵路建設。

另一方面，我國的電力技術基礎向來薄弱，從技術到設備的落后幅度都很大。國網的專家有一次去美國特高壓試驗基地考察，美國方面不準記錄、不準拍照，不給任何的數據，進門時還要搜身檢查。一位試圖使用相機的中國專家，鏡頭蓋還沒拿下來，就被美國同行大聲呵斥制止。

在種種因素的疊加之下，要選擇特高壓電網作為中國電力問題的解決方案，決策層和電力人面臨的是政治、經濟、技術等全方位的驚人壓力，絕不是許多后人看來一拍即合、全無異議的輕松決定。

2006年12月，中國首條交流特高壓輸電線路工程主設備研制的攻堅戰正式開始。國網安排了特變電工沈陽變壓器集團有限公司和保定天威保變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同時推進項目，結果在2008年突擊戰的緊要關頭，兩家公司的變壓器全部試驗失敗。一位年逾50歲的總工在失敗現場號啕大哭，那種不顧尊嚴、撕心裂肺的哭聲，正是中國核心產業自主化探索過程中，探索者背負的心靈重荷的真實寫照。

2009年1月，起自長治、途徑南陽、終至荊門的中國首條特高壓交流線路正式投運。2010年8月，國網召開了特高壓表彰大會，宣布核心技術國產化率達到90%。對于特高壓工程的建設者來說，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勝利。但這條試驗意味濃厚的線路，最大輸送功率只有283萬千瓦，離預期中的500萬千瓦還有相當一段距離。國內一批電力領域的專家和學者，為此再次聯名撰寫報告，向中央提出這一工程耗資巨大卻收效甚微、電網規模膨脹加劇國網壟斷、交流特高壓審批程序上有瑕疵等一系列問題。但最終，在中國越來越嚴重的大氣污染問題面前，中央一邊著力規范項目審批和工程監管，一邊力排眾議，堅持了特高壓電網的建設方向。

2013年9月10日，國務院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其中提出要讓長三角關停部分火電廠，增加區外送電。在同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氣候變化綠皮書：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3）》中，稱這一年為“中國52年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

當時，國家電網最重要的項目，是將華北、華中、華東電網用特高壓交流線路連接起來的世紀工程“三華聯網”。其中，華東電網的“北半環”因為要走評審流程，已經擱置了一年之久。持久的論戰，一度讓用電大省江蘇的代表在研討會上大發雷霆，質問反對者：如果不能建，江蘇一年至少700萬千瓦的用電缺口怎么辦？直到2014年5月，在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政策的推動下，卡了將近兩年的“北半環”才終于獲準。另有11條特高壓輸電線路也在同期提上日程，中國迎來了特高壓工程建設的最高峰。

同時期中國特高壓電網的電氣裝備實現了100%的國產化，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制造”。這場艱難而又跌宕起伏的電力裝備革命，終于迎來了開花結果的時候。“特高壓工程技術”也在2017年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

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特高壓列入“新基建”，自此中國特高壓電網進入新的發展增長期。如今通過這張貫通全國的電網，每年有超過5000億千瓦時電從西部送往全國各地。其中以光伏發電收益最為典型，自2016年以后，新疆“棄光率”從30%下降到了5%，甘肅下降到了2.4%，青海到河南的特高壓直流工程則將100%輸送可再生能源。棄光率大規模下降的直接好處，就是光伏發電的成本優化。可以說如今中國領先于世界的光伏和風電產業發展，都和特高壓輸電網絡帶來的利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即便是世界上最穩定的電力供應系統，也不是不會出問題。2021年，在全球電荒的大背景里，中國也出現了一波大規模的“限產限電”，尤其是東北出現民用電被拉閘事件，引發了很大的輿論反響。

這一輪的限產限電，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供電結構和異常天氣的影響；二是由于經濟轉型和對煤炭產業的進一步規范監管，決策層做出的預判與最終的實際情況出現了一些偏差。中國的供電結構主要以火電為主，其次是水電和風電。根據國家能源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國發電裝機容量約23.8億千瓦，同比增長7.9%。其中，風電裝機容量約3.3億千瓦，同比增長16.6%；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約3.1億千瓦，同比增長20.9%。但注意，裝機容量所代表的只是理論上的發電能力，而并不是最終實際的發電量。像水電、風電、太陽能這類“靠天吃飯”的能源，實際發電量非常受限于實時天氣，裝機量不僅不能代表實際發電量，有時候差距還非常大。以2020年為例，燃煤發電就以49%的裝機容量，提供了61%的發電量；而風電和光伏以24%的裝機容量，卻只貢獻了9%左右的發電量。到了2021年，因為氣候異常，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裝機容量、發電量之間的不匹配。2021年1—8月，全國發電裝機容量22.8億千瓦，其中水電裝機量上升了4.9%，但全國規模以上電廠水力發電量還同比下降了1.0%。其中的空缺，主要就是靠煤電填補的。

除了自然的原因之外，導致2021年這一輪限產限電的另一個原因，和中國目前的經濟轉型，以及對能源產業的規范建設，有不小的關系。

現在大家已經有了一個共識：碳排放權=發展權，所以能耗和經濟增長是關系極為密切的一對數據，絕對不能割裂開看。在能耗指標里面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叫作“單位GDP能源消耗”，就是一次能源消費總量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一般來說，這是個用來反映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標，但其實它背后還有一個隱含的內容，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

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中，能耗最高的就是第二產業，也就是制造業。作為第三產業的消費服務業，是天然的低能耗、低污染產業。一個國家的單位GDP能耗特別低，往往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第三產業比較發達。2012年至2019年，我國以能源消費年均2.8%的增長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7%的增長。這是一個低能耗+高增長的模型，背后的邏輯是，這個階段中國的消費服務業占GDP比重在不斷上升，而工業制造業的占比則在下降。

過去我們在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第二產業占比下降的情況下，對低能耗+高增長的模型非常適應。但事情變化的節點，就是2020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一到兩年，中國幾乎成為全球唯一一個運轉保持完好的大型制造業基地。而全球制造業訂單以非正常的速度突然向中國集中，其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中國的能耗強度也出現了明顯的上升。

中國工程機械產業的發展史背后是中國的建設史。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但當我們面對重建國家的重任之時，才發現我們根本沒有什么工程機械來支撐建設。當年的中國別說生產挖掘機了，甚至連蒸汽機都沒辦法生產——當年林彪四野在東北調兵遣將用的蒸汽機車都是從“偽滿”接收的日本貨。中國當時毫無制造能力，甚至連維修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回看當年的建設歷程時，我們會發現：我們總是在強調“人定勝天”之類的精神——原因無他，因為除了人的力量，當時的我們一無所有。寶成鐵路、治理淮河、紅旗渠……這些早期的偉大工程幾乎都是靠中國千千萬萬的同胞填上去的。

對筆者來說，這樣的歷史背景甚至都不需要找別人的例子：筆者的爺爺當年就是修寶成線的鐵道兵，奶奶二十幾歲時也在長江邊扛著扁擔挑土修大堤。可是，人的力量畢竟有限。為了更好更快地建設國家，中國就必須打造自己的工程機械行業。中國工程機械的技術從哪里來？答案很簡單——蘇聯！

在蘇聯的支持下，中國開始用測繪仿制的方法生產各種工程機械。仿制的對象為當年蘇聯使用的主流產品。1954年，撫順造出了中國第一臺機械式單斗挖掘機，原型是蘇聯的Э-504；1956年，長春造出了中國第一輛載重卡車，原型是蘇聯的ZIS-150；1957年，北京造出了中國第一臺汽車起重機，原型是蘇聯的K51；1958年，洛陽一拖造出了中國第一臺拖拉機，原型是蘇聯的DT54。

這些工程機械的性能不好說有多么強悍，但畢竟是蘇聯老大哥自己都在用的東西，絕對不會差到哪里去。作為一種獲得技術的手段，“測繪仿制”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速度快，特別適合當年百廢待興、只爭朝夕的中國，可以讓我們在幾年時間里就獲得和世界主流水平大差不差的產品。缺點也很明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應該怎樣做，不知道為何要這么做。由于缺少獨立的研究過程，雖然能夠根據別人的圖紙和樣品仿制出來東西，但卻很難在這個基礎上做出突破和改進。

簡而言之，“測繪仿制”保住了當年中國的工程機械行業下限，但也鎖死了上限。隨著時代的發展，“測繪仿制”的“反噬”很快就來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工程機械開始出海與外國廠商競爭，然后就被人家實實在在地教訓了一番——技術上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被這種慘敗教訓的不僅僅是工程機械行業，實際上，當時中國的各行各業都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吃了苦頭。

已經掌握的技術太落后，研發新技術又來不及，于是，我們選擇了第三條路——引進技術。

“引進技術”看上去似乎挺好，但在落實階段卻經常陷入失控狀態。1979年和1985年前后，各地為了引進技術差點直接把國家外匯儲備給用光。更慘的是，錢花了，技術卻沒有學會——當時的中國市場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產能，大量生產線建成即停產，造成了嚴重的浪費。有的生產線早已落伍，地方政府花大價錢買來的卻是淘汰的破銅爛鐵——這種“高價收購外國垃圾”的故事甚至都成了八九十年代文藝作品里的經典橋段。

不過，工程機械領域的技術引進則非常成功。成功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外部環境有利——20世紀80年代，國際工程機械市場風云突變，日本小松崛起，小松憑借自己在液壓技術和價格上的優勢殺得美國巨頭卡特彼勒（CAT）丟盔棄甲，老地盤接連丟失，被逼入絕境的CAT只能選擇開辟新的市場。而恰好當時中國正在快速發展，對外國工程機械和技術的需求極其旺盛，官方也在積極牽頭，于是中外雙方一拍即合。

其次就是引進技術的模式非常科學——1986年，CAT和我國簽訂了技術轉讓合同，國內的工程機械廠商分別負責一項或幾項技術，政府主管部門則做好監督工作，統籌整個“引進—吸收”的進度——毫不夸張地說，當年我們簡直是以傾國之力，把CAT的技術掰開了、揉碎了來學習。這輪技術引進讓中國的工程機械行業獲得了巨大的進步，雖然仍無法在國際市場上和外國巨頭競爭，但在國內市場上已經有了足夠的實力。

引進技術和吸收技術的過程中，中國工程機械行業走過了整個90年代。當今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三巨頭——徐工、三一、中聯，都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發力的。這個時期，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基本處于一個低調學習的階段，發展速度雖快，但背后卻存在很多問題：行業整體標準嚴重落后，跟不上國際市場的要求；有的廠商直接仿制外國產品，毫無自主知識產權；絕大多數產品可靠性很差，敗壞中國制造的名聲；全行業低價內卷大打價格戰……

時間到了2008年前后，事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引進的技術早已完全吃透，行業廝殺塵埃落定，相關標準和法規逐漸完善——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內功”修煉完成。然后，“四萬億”計劃出臺，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基建計劃——中國工程機械行業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輪高潮。2010年前后，中國工程機械的產量和銷量雙雙達到了世界第一，終于到了沖擊國際一線水平的時候。

沖擊國際一線水平依靠什么？一個是經營水平，一個是技術。對已經站在“準一線”階段的中國工程技術廠商來說，“引進技術”已經沒什么意義了——值得被我們引進技術的廠商早已和我們“短兵相接”了，怎么可能會給我們技術？因此，在這個階段，中國工程機械廠商獲得技術的手段再度發生了變化——浩浩蕩蕩的收購行動開始了。通過并購來獲得技術優勢的策略也是一種經典戰術——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時候CAT被小松吊打的故事嗎？CAT后來也走了收購路線——液壓件打不過小松，不要緊，爺直接砸錢收購幾個專門做液壓件的公司就好了。現在，中國廠商已經緊緊咬住了國際頂尖玩家的六點方向——國際工程機械排行榜Yellow Table2021年給出的排名里，第一、第二分別是美國CAT和日本小松，三、四、五名則是中國的徐工、三一和中聯。

平心而論，中國工程機械廠商這么多年走下來，一直都在“摸著別人過河”——最開始是蘇聯老大哥，后來是歐美日韓。摸到今天，歐陸的一些廠商都變成中資控股了，前方已經“摸無可摸”，我們已經完成“應收盡收”了——公開市場上能收購的都收購了，不能收購的要么我們看不上，要么就是別人的“親兒子”——如今，擺在中國工程機械廠商面前的路只有一條：自研。

中國工程機械幾十年走下來，遵循“仿制—引進—收購—自研”的升級路線，技術上完成了從“一無所有”到“應有盡有”的飛躍。在這次艱難的技術“長征”的背后，則是中國工程機械市場格局的劇變。從技術發展時間線來看，改革開放之前的事情不談，2001年之前，中國工程機械行業處于低調蟄伏的狀態，慢慢發育，慢慢學習。2001—2008年，國內市場玩家相繼進場，群雄逐鹿，開始進行殘酷競爭。2008年后，國內競爭塵埃落定，“三分天下”格局確定，開始出海。

從歷年《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年鑒》的數據里也可以感受到類似的變化。1993年，中國液壓挖掘機僅僅生產了2349臺；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液壓挖掘機的單年產量都沒有突破1萬大關。但從2001年開始，事情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2001年，液壓挖掘機產量突破1.2萬臺；2002年，這個數字變成了20147臺；2006年，49625臺；2008年，82975臺；2011年，僅僅銷售出去的就超過了16萬臺。

是中國工程機械的進出口力度。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程機械的進口與出口之間的比例極為夸張（見表4-19-2）：1993年，我們進口了10087臺挖掘機（同年只生產了2349臺）、6291臺推土機、4244臺裝載機。同年，我們只出口了381臺挖掘機、617臺推土機、236臺裝載機。進口與出口之間相差一個數量級。

當代中國工程機械市場的進出口比例如此傾斜，可見除了挖掘機，國內市場絕大多數賽道已經徹底被國產廠商吃透了，個別賽道甚至已經到了“針扎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步。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內工程機械廠商的進步雖大，卻仍然和國際一線品牌有較大的差距。這種差距表面上是市場份額和收入的差距，實際上是產品質量和技術的差距。

工程機械行業有一個叫作MTBF的指標，中文叫平均故障時間，指的是一臺機器前后兩次故障的間隔時間。這個指標越大，說明兩次故障間隔時間越長，可靠性越高。目前，國外產品的MTBF都在1000小時以上，而國產產品則只有500小時。國外產品的平均使用壽命達到了12000～20000小時，國產產品則普遍只有6000～8000小時。

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每年都會出一本《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年鑒》，每一本年鑒都會有一個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產品質量問題，會詳細介紹國產每一大類工程機械的常見質量問題。2016年，抽查了767臺不同規格的國產挖掘機，在測試中，關鍵零部件損傷、松脫、泄漏等故障最為頻繁，液壓油管接頭松動和管路泄漏是主要問題。

這反映了國產挖掘機的隱痛：液壓器件是極其精密的機械，內部有各種溝槽和孔洞，制造和加工難度都很大。國產液壓器件故障頻發，設計問題是一方面原因，質量控制是另一方面原因。于是，為了保證產品質量，國內挖掘機的核心液壓元件仍然依賴進口。類似的問題也表現在國產裝載機、叉車、推土機等多種需要液壓器件的產品上。因此，若想追趕國際先進水平，至少要搞定像液壓器件這樣的關鍵零件。

不過，也不必太灰心喪氣。目前還沒有被我們拿下的技術已經越來越少了，中國的工程機械零部件也已經遠銷美國和日本，中國產品已經占了美國進口工程機械零部件總額的58.8%、日本進口工程機械零部件總額的91.7%。雖然我們要從海外進口核心零部件，但國際市場也沒少從國內進口。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這么多年的發展堪稱“崛起”二字。從“一無所有”到“應有盡有”就是我們發展成果的最好證明。而在其中最讓筆者關注的事情是我們如何獲得這些技術。測繪仿制、技術引進、并購重組……這些都是獲取技術的常見手段，但問題是，通過這些手段掌握的技術，或許并不落后，甚至堪稱先進，但絕對沒有未來——因為除了自己鉆研，你無法獲得一個還沒有研究出來的技術。

筆者并不是說這些手段不好，相反，我們恰恰應該慶幸自己選擇了這些手段。正是因為這些操作，我們才能解決有無問題，然后才有資格討論超越。今天的中國工程機械已經站在了沖擊世界頂尖水平的起跑線上，我們再也沒有辦法靠外來的技術提高自己了。因此，對于中國的工程機械廠商來說，誰最先在自主研發上實現突破和領先，誰才是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未來的領軍者。

中國工程機械產業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強”，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就是技術的進步。中國的技術從哪里來？早期靠引進，后期靠收購，未來靠自己。今天，在工程機械領域，沒有人能“卡住我們的脖子”——中國的工程機械門類齊全且技術不俗，已經圓滿實現了國產替代。但這背后的成功經驗，值得所有行業學習。

中國工程機械產業能如此發展，離不開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有龐大的市場提供資金。中國龐大的市場，是中國工程機械產業蓬勃發展的大背景——沒有龐大的市場，就沒有那么多建設的需要，也就養不出一個強大的工程機械行業。如果我們沒有一個遼闊的市場，當年也沒辦法吸引美國CAT與我們合作。

其二，重視技術。早年間，中國工程機械產業也有過一段野蠻生長的時間。但隨后發生的事情證明，工程機械的買家們看重的永遠是性能和技術——中國企業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了正向淘汰，并開始積極從海外獲取新技術。工程機械產業的單車利潤遠遠高于汽車產業，但這種利潤是由技術產生的，因此，本土工程機械產業才會潛心攻關，推動中國工程機械產業發展。

其三，最重要的因素是，工程機械是一個工業品，競爭沒有消費品行業那么殘酷。因此，工程機械所面對的市場規模并不大，買家賣家數量都比較少，競爭邏輯也很簡單。在某一個或幾個細分市場上，中國企業完全可以做到先引進技術，然后消化、改進、升級，最后搶占市場，并在這個過程里積累自己的資本和技術力量。

但在2006年以前，中國大中型挖泥船還基本依賴進口，國際疏浚市場長期被荷蘭、比利時等國的四大疏浚公司占據，大型挖泥船技術被國外壟斷，美國甚至把挖泥船列為軍方控制的范圍，以便對中國施行技術封鎖。整個亞洲、非洲的國家在疏浚行業都毫無話語權可言，更不要提將其用于填海造島這種國防領域。

1966年，為了建設天津新港，國家曾經特批了170萬英鎊，從荷蘭買回一艘技術已經過時了的耙吸式挖泥船，價值約等于4噸黃金。到了1985年，中國又高價從日本進口過一艘絞吸式挖泥船。雖然這艘挖泥船每小時只能挖2500立方米，從量級上來說只能算是一艘中型挖泥船，卻也已經是當時中國所有挖泥船中最先進的一艘。

中國開啟自主研發挖泥船的進程，始于2000年前后。當時長江口的航道疏浚工作需要大型挖泥船，買新的太貴，且等待時間太長。上海航道局領導層基于成本和時間的考慮，打算采用國內外聯合設計、國內建造、關鍵設備引進的穩妥建造模式。但在與外方洽談的過程中，外商倚仗自己在疏浚行業的龍頭地位，提出所有疏浚設備必須由他們供貨，否則不同意提供基本設計的霸王條款，最終雙方未能達成一致。而后，上海航道局定下了著名的“貨改耙”方案，決定將一艘萬噸級散裝舊貨輪，改造為1.2萬立方米的自航耙吸式挖泥船。

2001年，中國船舶集團708研究所副總工程師費龍帶著設計團隊，開啟了大型挖泥船“國輪國造”的歷程，進行了大量的技術攻關和技術創新，如肥大船型線型開發，“一拖三”復合驅動技術，雙軸發主電站，PMS功率管理系統，集成控制綜合平臺系統，高效主動耙頭，溢流、消能新技術，預卸泥門、大型錐形泥門等疏浚設備的研發等。10個月后，作為長江口疏浚的主力施工船“新海象號”完工亮相，成為中國當時最大的挖泥船。

2002年，上海交通大學在中國交通建設集團、交通運輸部長江航道局、中鐵建港航局集團和其他大型疏浚企業的支持下，開始了大型絞吸式挖泥船設計技術的研究，以及專用疏浚設備的開發。上海交通大學也因此被稱為“絞吸式挖泥船世家”。

2006年，前身曾是海河工程局發展而來的中交集團天津航道局，作為中國第一家專業疏浚機構，主導建造了3000立方米/時規格的絞吸式挖泥船“天獅號”。這是我國第一艘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挖泥船。隨著它在南通港閘船廠順利下水，我國大型挖泥船事業正式起步。

2010年，由上海交通大學與德國VOSTA LMG公司共同設計、招商局重工負責建造的挖掘效率為4500立方米/時的挖泥船“天鯨號”亮相。“天鯨號”裝機功率、疏浚能力均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三。

2016年初，亞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絞吸船“天鯤號”的建造正式開工。

“天鯤號”船長140米，型寬27.8米，型深9米，設計吃水6.5米，總裝機功率25843千瓦，設計每小時挖泥6000立方米，絞刀額定功率6600千瓦，配置有通用、黏土、挖巖及重型挖巖4種不同類型的絞刀，這意味著它不僅可以挖泥挖沙，就是50兆帕強度的風化巖石、珊瑚礁挖起來也會很輕松。同時“天鯤號”具有6.5米到35米的挖掘深度：淺挖時，提升橋架；深挖時，通過橋架轉換加大挖深。這個設計理念是在挖泥船領域從未有過的，但實際建造難度也是呈幾何級數增加的。

絞吸挖泥船的核心是絞刀，承載它的叫橋架。“天鯤號”橋架里面搭載了絞刀以及各種電機設備，總重量達1600噸，高度相當于14層樓高。

很難想象，這個1600噸重的橋架嵌入挖泥船船體時只允許有13毫米的安裝間隙，這對橋架與船體的制作精度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船體和橋架由于體積過于龐大，都是露天制造的，白天作業時一面有陽光，一面沒有，導致船體與橋架兩側的材料溫度不同，由此產生的形變難以避免，如果正常建造，勢必會導致最后的成品因精度不達標而報廢。為了對抗白天光照不均勻的影響，找到鋼板最穩定、最適合作業的時間段，工程團隊對鋼板采用了24小時跟蹤測量，最后發現晚上某段特定時間鋼材的變化最小、最穩定，于是工人們每天工作的時間就從深夜開始，持續了兩個多月。

“天鯤號”采取分段建設再拼裝的制作工藝，全船共分成96段建設，最終的分段誤差只有±2毫米，橋架的拼接誤差只有±1毫米。而一般船舶的建造拼接誤差是±4～6毫米。

這個龐然大物造成之后，最終要與船體連接。常規挖泥船橋架與船體的連接處就是一副水平絞合點，而“天鯤號”設計了上下兩副水平的絞合點。橋架與船體的連接處，共有12個絞點：船體6個，橋架6個。連接點的軸孔與軸必須嚴絲合縫，不能產生空隙。空隙太大，就會產生振動，加快軸和套之間的磨損，對橋架非常不利。

天鯤號”最小軸孔的直徑只有62厘米左右，大約是一個成年人身體的寬度。焊接工人鉆進去，幾乎沒有移動的空間，對于在孔軸上方的焊接處，工人有時還必須躺著，仰面朝上焊。按工藝標準，鑄件要加熱到150攝氏度以上，然后工人再進入孔軸，完成焊接工作。150度，距離工人不到50厘米，這些對每位工人來說都是巨大的考驗。產線實行輪班制，2～3人一班輪換作業，每個焊工只能工作10分鐘。在狹小的孔軸空間中，穿常規的焊接防護服會加寬工人的臂膀寬度，提升作業難度，棉襖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成了隔熱工作服。但是即便有了棉襖的保護，工人們在仰面焊接時仍會有火花落在身上，生產部車間副主任沈超回憶當時完成焊接工作后，幾乎每個焊接工人的身上都有傷疤……在中國焊工的不懈努力下，“天鯤號”的焊接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全部焊接長度1.4765萬米，通過2653張X光探測，合格率達到了99%以上。

幾乎和中國每一個基建領域的故事一樣，“天鯤號”成功的背后，不只有設計、科研團隊的不懈努力，也有著中國一批頂尖的焊接和施工工人的專注與付出。

作為我國首艘從設計到建造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型自航絞吸式挖泥船，“天鯤號”泥泵電機總功率1.7萬千瓦，最大設計排距15千米，一天便可以在15千米之外堆出一個足球場面積的人工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實現全智能化，一個按鍵，就可以實現自動定位、自動挖泥作業，極大地減輕了對操作人員的技術要求。

2017年11月3日，“天鯤號”在江蘇啟東成功下水，這標志著中國疏浚裝備研發建造能力進一步升級，已處于世界先進水平。船舶監造團隊王健組長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們在荷蘭、比利時之后排名世界第三。”

是的，追趕的腳步還沒有到停止的時候，即便已經在短短20年里完成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客觀來說，中國在疏浚領域和世界最強水平的差距依然存在。比如比利時DEME公司研發的“Spartacus號”已經在CSD疏浚設備中首先引入了LNG動力，包含了一整套LNG動力推進系統和切割系統。歐洲四大疏浚公司Boskalis、DEME、Jan De Nul和Van Oord依然占據著海外疏浚市場的大部分份額，中國船舶工業和疏浚市場走向海外的征途才剛剛開始。

1974年，南疆鐵路東段（吐魯番至庫爾勒）開工，該線路上有一座被稱為“新光3號”的“燈泡”隧道，全程長3783米，是南疆鐵路7座螺旋隧道中最險、最難鑿的一座隧道。

23歲的周先民隨鐵道兵第四師二十團前往的就是這條“新光3號”隧道。當時物質依然匱乏的新中國能給這些鐵道兵提供的，也大多是鐵錘、鋼釬、風槍等極其簡單且有限的施工工具，基本上沒有機械化的設備。南疆鐵路的整個建設過程，基本都是靠人工挖掘。挖出來的東西再靠4個人一起推的手推車往外送，周先民就是其中的一名“除渣工”。惡劣的氣候和地質環境，再加上機械化程度極低的人工挖掘方式，周先民在新光隧道的建設過程中送走了25名戰友。在建設南疆鐵路的5年間，一共有268名鐵道兵長眠于天山腳下，周先民的老連長也因公殉職。

“一個團三四千人，干了五六年，（修）一個三千米的隧道”，這就是中國隧道建設的開局和起點。幾十年后，戰友遺體被抬進陵園的場景，還深深刻在周先民的腦海里。這些犧牲與負傷的中國鐵道兵，給一代中國鐵路人埋下了一個渴望通過大型機械設備安全洞穿隧道的夢想。而早在1825年，由布魯諾爾發明的盾構機就已經用于倫敦泰晤士河隧道的修建了。

世界盾構機的發展歷程分為4個階段：手掘式（1825—1876年），機械氣壓式（1876—1964年），閉胸式土壓泥水式（1964—1984年），高智能多樣化（1984年至今）。挖掘泰晤士河的盾構機就是手掘式，被稱為第一代盾構機。而從第二代盾構機開始，就已經用機械開挖代替了人工開挖。1984年，海外盾構機技術已經進入了第四個時代進程，而周先民剛剛在“兵改工”政策下轉業到中鐵十四局，此后從1984年到2005年，他參與了包括京九鐵路、青藏鐵路等數個國家重點項目的建設，大多數的隧道施工都還在用以人工挖掘為主的礦山法，連使用三臂鑿巖臺車的都只有少數隧道，更別提盾構機技術了。

如果說，泰晤士河隧道是世界上第一條采用盾構技術挖掘的隧道，成為世界隧道工程史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里程碑，那么屬于中國的里程碑，就是南京長江隧道。

2005年，周先民被任命為中鐵建十四局集團南京長江隧道項目指揮部常務副書記，指揮隧道施工。這一年后來被稱為中國大盾構元年，但在當時，大盾構施工到底是什么都沒有人能說得清楚，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幾乎完全空白的領域。當時修建南京長江隧道的盾構機及技術，全部是從德國花高價引進的。周先民謀劃要把南京長江隧道建成大盾構人才的“黃埔軍校”，于是從盾構機訂貨開始就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學員去向德國海瑞克公司的專業技術人員求教，請海瑞克的專家給學員講盾構機原理，請廣州有盾構施工經驗的專家講操作，實地考察廣州南沙項目的施工。這種深度參與和學習，培養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代大盾構技術人才。一開始德國人制定的一個管道安裝流程需要一星期，而中國工人們一個晚上就能完工。總裝第二臺盾構機時，德國專家認為最快也得5個月，中國工人卻創下了58天組裝完畢的世界紀錄。盾構機的刀片磨損后需要更換，德方派來的技術專家組換一把刀片要用兩天，兩天收費20萬元，而中國工人們學會換刀之后，一個組一天可以換8把刀片，一天工資只需要5000元，光換刀一項就給當時的施工節約了14天時間。

2000年，盾構機的主要部件還需要進口。2004年上海隧道研制出了國內首臺全自主設計的土壓式平衡盾構機“先行1號”樣機。2006年“先行2號”盾構機在上海下線，標志著中國具備了批量生產盾構機的能力。2008年，中國中鐵1號盾構機下線。這是中國首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復合式土壓平衡盾構機。從此，中國告別了完全依靠“洋盾構”的局面。

1992年后，中國的國內市場全面開放，這促使中國的重工業高速發展，鐵路隧道、地鐵等項目大量上馬，對盾構機的需求也迅速增加。1997年，為建設西康鐵路咽喉工程秦嶺隧道，我國花3億元從德國購買了一臺全斷面硬巖掘進機（簡稱TBM），進場施工后開挖、出渣、襯砌，隧道一次成型，創造了當時全國鐵路隧道施工速度的最快紀錄。這與另一條線采用的人工傳統鉆爆法，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這是國外現代盾構機第一次被引入中國，使得隧道提前10個月貫通，真正讓人感受到了技術能給工程效率和施工安全帶來的天翻地覆的改變，也一下子將我們與國外的巨大差距凸顯了出來，那之后大約10年的時間里，德、日、美三國的盾構機霸占了國內90%的市場。

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歐美日的企業在統治全球盾構機市場之余，就已經開始對中國進行各類技術封鎖。而中國盾構機技術的進步，和這種背景下科技部的政策支持息息相關。2002年，科技部高新司把盾構機列入“863”計劃，同年中鐵工程裝備集團在河南新鄉建成了一個與盾構技術相關的產業化基地。在國家專項資金支持，央企、國企牽頭下，中國科研院所同多家企業從基本原理的技術鏈層面，到實際應用的產業鏈層面協同作戰，將中國盾構機的設計和制造帶入全面推進的階段。2007年，科技部基礎司也將掘進裝備的基礎研究列入了“973”計劃，成為中國掘進裝備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政策支持。

現任中鐵高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的李建斌，是中國盾構機產業化的主要參與者之一。2008年，中國“中鐵1號”盾構機下線，這是中國首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復合式土壓平衡盾構機。從此，中國告別了完全依靠“洋盾構”的局面。這臺機器就是李建斌團隊在國家“863”計劃的支持下研制的。從引進到自己造，李建斌的團隊用了8年時間。2009，李建斌帶領他的團隊開始了盾構機產業化的征程，設計團隊由最初的18人，增加到了108人。由于我國各個城市地質差異巨大，單一的盾構機難以滿足實際需求。為了建造適合中國各種地質環境的盾構機，李建斌團隊在研究了日本、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的設備后，根據實際情況，設計出了盾構機在不同地質條件下工作的應對方案，最終攻克了超大直徑、超小直徑、極限工況下的裝備設計、制造等關鍵技術，成功研制了一大批稱得上世界首臺或國內首臺的產品。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中國盾構機的崛起之路，形成了國企主導、政府支持、順應時代、精準創新的所謂“中國盾構模式”。同樣的故事幾乎可以在中國制造業的各個領域尋到蹤跡。這種模式可以被稱為中國制造業“翻身當家作主”的典范，已經或正在應用于中國制造業的多個領域：振華重工的港機設備目前在全球市場份額常年穩定在70%以上，中國大型挖泥船被列入禁止出口的名單。中國中車如今已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品種最全的軌道交通裝備供應商。裝備制造業是一個國家制造業的脊梁，只有掌握核心技術才能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的轉變。實業興邦，相信在更多領域，將會有無數個“中國盾”出現。

我們不妨思考一個問題：造一輛汽車困難還是造一臺盾構機困難？單獨來看，以盾構機為代表的特種裝備的技術難度遠遠高于傳統的燃油汽車，不論是挖泥船還是盾構機，其技術難度、結構復雜程度都遠高于家用汽車。但如果拆分其產業鏈，我們卻會發現截然不同的情況——挖泥船、盾構機的“國產替代”往往只需要幾家大型公司或科研院所出馬便可以解決；而汽車行業若想在國產替代上有所突破，則可能需要全行業上中下游乃至國家政策和社會意識的共同作用。

實際上，在分析了如此多的“中國制造”“國產替代”的例子之后，筆者漸漸總結出了一個不算太嚴謹的“規律”，即：“中國特別善于發展這兩種行業——第一種，新興行業，特別是那些2000年之后興起的行業；第二種，專門的、細分的行業，特別是產業鏈較短且消費屬性較弱的行業。”

如果某個行業滿足其中任意一條，那么你就可以在這個行業里找到重量級的中國玩家，如阿里、騰訊、大疆、科大訊飛……這些巨頭都誕生于互聯網、無人機、AI這種新興產業；盾構機、挖泥船、特高壓輸電設備、超級計算機……這些高端設備都屬于非常小眾的細分行業。

如果某個行業能滿足以上兩條，那么你會發現中國玩家在這個行業里便處于一個“強大到不可思議”的地位，比如量子通信。

而兩條都不滿足的產業，中國玩家的存在感就比較低了——“中國弱勢、西方強勢”的航發、大飛機、半導體、燃油汽車……它們的產業鏈極其漫長且需要多年的深厚積累。

我們常說的機床，也被稱為工業母機，主要包括車床、銑床、刨床、鉆床、鏜床、磨床、制齒機等多個類別。作為生產設備的設備，機床是整個工業體系的基石，也是工業制造產業最核心的環節。

早在15世紀就已出現了早期的機床，1774年英國人威爾金森發明的一種炮筒鏜床，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臺真正意義上的機床，它解決了瓦特蒸汽機的氣缸加工問題。到了18世紀，各種類型的機床相繼出現，并快速發展，如螺紋車床、龍門式機床、臥式銑床、滾齒機等，為工業革命及其后建立現代工業奠定了工具基礎。可以說，機床的技術水平，決定了現代裝備制造業的水平，進而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制造能力，對國民經濟發展有基礎性的作用，也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標準之一。

同時，由于對國防軍工的重要支持作用，這一產業也被各國歸為戰略性產業，日本、德國、美國等技術領先的國家常年對我國實施技術封鎖，使得我國機床產業的發展過程充滿了艱難與陷阱，在產品技術、質量和企業效率方面長期存在巨大差距。

1952年，世界上第一臺數字控制機床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問世，標志著機床數控時代的到來。今天看來，這是一個極具標志性意義的節點，可以說現代制造業的數字化，就始于數控機床及其核心數字控制技術的誕生與發展。

自那以后，機床產業的重大進步，就一直和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有著高度的相關性。工業化與機床進化史如表4-21-1所示。機床產品也正式確立了結構件、控制系統、傳動系統、驅動系統和刀庫、刀塔組件及其他零部件的主要結構構成。不過，由于當時還比較原始的集成電路性能和處理器能力，數控機床在之后大約20年的時間里，都未能進行大規模的商業化。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大規模集成電路（LSI）和微處理器（CPU）的問世，使得微電子技術迅速崛起，這才為數控機床的規模化生產和廣泛的商業化應用創造了條件。美國、日本、歐洲隨之迎來了數控機床的爆發式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相繼實現了對機床產品技術的全面升級。1982年，日本山崎馬扎克公司就已經實現了旗下機床產品的完全數控化。

中國數控機床技術的研發起步并不算晚，1958年，清華大學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就合作研發出了中國第一臺數控升降臺銑床（采用分離元件技術），比起世界第一臺數控機床只晚了6年。但其后的20年，出于歷史原因，我國數控機床技術的進步十分緩慢，中國的機床產業度過了啟蒙的時代，迎來了一段充滿艱難與陷阱的探索之路。

中國機床產業發展沿革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國內基本上沒有機床工業，只在上海、沈陽、昆明等地的一些機器修配廠有兼產少量的簡易機床，對重工業起到基礎作用的金屬切削機床在這一年的產量只有1582臺。用毛主席的話來評價那時候的中國重工業，就是那句著名的“現在我們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而要造這些，就得先造機床。

于是，我國現代機床工業的發展，隨著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拉開了序幕。1952年9月，重工業部召開了全國工具機會議，對當時的機床產業發展方向和工廠布局做了初步規劃，此后按照蘇聯專家的建議，確定了全國18家機床廠的分工和發展方向，這就是著名的“機床廠十八羅漢”，為首的就是后來名震一方的沈陽機床廠，其前身是“偽滿”留下的“三菱株式會社”，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接手時，廠里幾乎已經沒有可用的現成設備，廠房也幾近廢棄，是工人們將散落的零部件撿拾回來，才重新組裝好了廠里的皮帶車床。即使是這種依靠皮帶傳動、根本無法滿足高強度工業生產的過時設備，在當時也已經是國內的頂尖配置。而當時，西方國家的機床甚至已經逐漸開始“消費化”，一些簡單的低端機床甚至成為類似于家庭五金工具一樣的存在，中外差距巨大。

“一五”期間，國家從蘇聯與東歐國家引進了156項重點工礦業基本建設項目，史稱“156工程”，這被許多后來的學者認為開啟了中國現代工業制造業的進程。而工業母機就是“156工程”的重中之重。沈陽第一機床廠就是1950年至1953年初第一批援建項目之一。1955年8月，沈陽第一機床廠在蘇聯的技術援助下研制出了中國第一臺機床，并實現了量產。“一五”期末，我國機床工業生產的品種已經相對齊全，且從業人員也具備了一定規模，技術人員所占比重超過12%。1956年，機械工業部又開始對昆明機床廠等27家機床廠、工具廠、附件廠分期分批進行技術改造，形成了中國現代機床工具工業的雛形。到1957年底，中國機床產業累計生產通用機床204種，年產量達到2.8萬臺，先后給全國機械制造企業提供了10.4萬臺機床，滿足了當時工業建設80%以上的需求。

1958年，北京第一機床廠與清華大學合作，試制出了中國的第一臺數控機床——X53K1三坐標數控機床。這不僅僅是中國的第一臺數控機床，也是亞洲的第一臺數控機床。這臺機床的誕生，標志著我們成功填補了中國在數控機床領域的空白。相比世界第一臺數控機床問世，也不過晚了6年。清華大學之外，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團隊也成功研制了一臺數控銑床，其采用電子管計算機編程、磁帶記錄控制，電磁離合器齒輪變速主軸傳動，總體設計構思比起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毫不遜色。短短幾年里，中國機床產業從無到有，進而掌握了當時較為先進可靠的生產技術，跨越了一個時代。

還有相應的教育和科研體系建設。1952年，教育部就批準哈爾濱工業大學按照蘇聯教育體制設立了機床與工具專業，學制5年，畢業后直接授予機械工程師資格。這個專業后來為我國的機床工具工業輸送了一大批高級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另一邊，機械工業部于1956年到1959年間在全國各地推動建設了一系列設計處和研究所，包括大連組合機床研究所、北京機床研究所、濟南鍛壓機械設計研究處、蘇州電加工研究所、成都工具研究所、鄭州磨料磨具和磨削研究所、廣州熱帶機床研究所等等。這批研究所成立之后引領了我國機床工具的試驗研究和產品創新近40年。

可以說我國數控機床的研究有一個很好的開局，可惜的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本應進入全面發展期的機床產業一度出現了對產值規模的非理性追求，機床產量雖然不斷提升，但企業管理混亂，產品質量急劇下降。一個突出的案例是1970年沈陽第一機床廠的CW6140A車床改型，不計算、不試驗，42天就完成了從設計到樣機的所有過程，直到投產后才發現切槽時振動、床頭箱發熱等嚴重缺陷，不到一年就被迫停產。1977年，我國金屬切削機床的產量達到19.87萬臺，是1957年的7倍，1979年機床擁有量達到278.4萬臺，居世界前列。但有學者預估，從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間，全部保有量中質量較好的可能只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種忽視產業發展規律、盲目追求速度和規模的做法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教訓。

與此同時，全球的工業發展并沒有為了我們而停下腳步——二戰帶來的技術進步引發了工業大發展。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效率，人力并不富裕的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在對數控機床自動化的研究上幾乎不遺余力。20世紀60年代，全球的機床都還在追求傳統機床的“高轉速、高精度”，最先進的不過只是電驅動、靠打孔紙帶來控制的早期數控機床。但到了80年代，轉速和精度已經成了基本配置，自動化生產大行其道，新式電子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開始普及，之前的數字控制（numerically controlled）已經進化到了和今天非常接近的計算機數控機床（computer numerically controlled，CNC）。在這種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外國機床點亮了“多軸聯動”的技能。

20世紀80年代，為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全國各大機床廠順應改革開放號召，開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轉型運動。為了發展，中國機床產業做了兩件事：第一是進行重組，第二是引進技術。各大國有企業合并，沈陽第一、二、三機床廠合并為沈陽機床集團。多家企業的合并讓曾經的“十八羅漢”一片天，逐漸變為沈陽機床廠、大連機床廠、秦川機床廠、昆明機床廠四大天王稱霸的格局。時間來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制造業開始了一段強勢崛起的上升期。而中國機床工業則在改革開放之后，借助國外技術力量，迅速提高了產品水平、工藝制造水平和管理水平。

2000年以后，國家實施振興裝備制造業的戰略，將發展大型、精密、高速數控裝備和數控系統及功能部件列為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16項重點任務之一。在國家政策支持和市場需求的爆發推動下，我國機床工業迅速走出低谷，迎來了一段相對高速的發展期。特別是我國汽車工業的快速發展，使得機床產品需求旺盛，給產業帶來了巨大機遇。

通過利用國外的功能部件、數控系統配套，開始逐漸摸索出了自行設計和制造高速、高性能、5面或5軸聯動加工數控機床的技術。但另一方面，在關鍵零部件和高端關鍵技術領域，中國廠商還有大量空白沒能填補。在摸索的過程中，中國廠商遇到了無數困難，有短暫的高光，也踩過許多陷阱。許多重要功能部件，諸如主軸部件、滾動導軌和滾珠絲杠、數控系統等大量依賴進口支撐，與德國、日本、意大利等機床工業強國的差距仍然巨大。

機械科學研究總院原副院長屈賢明曾說過：“中國發展形成了制造業的巨大需求，沒有哪個國家能滿足如此大的需求，除了我們自己。”

自2004年開始，我國連續9年位居世界第一機床消費和進口大國，且同一時期國產機床的占比還在逐年提高。圖4-21-1展示了2002、2004、2006、2009這4年中國機床市場進口/國產機床份額對比情況，可見國產機床比重快速提高。這是一段很多人都會懷念的日子，龐大的單一市場和廉價的勞動力，共同支撐起了中國機床產業的一段黃金發展期。

此時還在被各大媒體報道為“中國機床雙雄”的沈陽機床廠與大連機床廠，到底為什么會落到后來的境地呢？

一場駕輕就熟的系統性圍剿

已經歷經了兩次工業革命的發達國家，對于自身的先進工業一直都有著體系嚴密的保護措施，出于維護優勢地位的本能，總會在后進國家崛起的時候給其設置種種關卡。中國機床產業所遇到的，就是所有后發工業國都一定會遇到的一個典型困境：由于設備、技術和領先者存在代差，很難突破壁壘進入產業中能夠獲取巨額利潤的環節。綜觀中國目前相對落后的工業制造業領域，包括飛機、汽車、高端機械設備、化工制品、醫藥產業等，都適用于這個模型。

這些產業的共同特點是核心技術早已進入成熟期，需要長期的工藝、經驗、數據積累；同時依賴物理學、化學、材料學等基礎學科作為底層支撐，其基礎科研技術的應用成長曲線已經十分平緩，很難在短時間內取得突破；而且這些產業通常有著細分程度極高的專業供應鏈，固化現象明顯，零部件與其上下游原材料供應商之間的關系緊密，專業性強，后進者很難從外部打入。

核心技術+基礎科研+供應鏈的三重加持，會為一個行業的先發者帶來極高的市場競爭壁壘。如果后進者在試圖突破的過程中，不具備一些特殊條件，比如政府給本國工業提供特定的優待條件或者保護措施，那么其制成的工業產品由于缺乏競爭力，對內對外都很難獲得銷路。

這種情況下，擺在企業面前的其實只有兩條路：一是靠并購等特殊手段，用錢或者市場交換技術并快速吸收，從而實現跨越式的發展。二是投入大量資金、人員、精力，同時還要保有極高水平的耐心和定力，從頭開始自主研發。

表面上看，前者似乎更加容易，但捷徑往往才是遠路，這個看上去輕松“買買買”的辦法，實際上一步一個套路，遍地都是陷阱，需要企業對外具備超常的博弈能力，對內具備極強的管理能力，才能達成最終的目標。

拿機床產業來說，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已基本完成了普通機床向數控機床的升級，而我國則是在2013年以后才基本完成這一過程的。這種升級并不只是表面上的產業技術變化，還伴隨著產業結構形態和企業商業邏輯的根本性變革。數控系統的可編程性，將機床工業帶入了高度社會化分工的時代。作為機床核心技術的主要零部件和結構單元，開始逐漸被分到了各級供應商手里，演變為各自獨立的專業化研發和制造主體。從“單廠全做”的產業結構，進化成了緊密聯系的一整條配套供應鏈。高度垂直細化的供應鏈之上，企業對自身的定位和發展規劃，都明顯相較“一廠通吃”的產業形態出現了變化。同時，細分領域的高度專業化，也進一步加大了后進者追趕過程中技術研發的難度。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30年時間，海外數控機床已經完成了我們上述提到的核心技術+供應鏈固化的產業布局。

這就是為什么很多制造業的問題向上追溯，會發現“卡住了我們脖子”的，可能并不是其他橫向的競爭對手，而是更上游的配套材料和零部件供應商。光刻機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典型案例。而在機床領域，中國造不出高端機床的核心原因，也是上游配套零部件產業和數控系統無法實現國產化。

1996年，沈機耗資上億元引進美國橋堡的數控技術，結果換來的是外方甩來的一份孤零零的源代碼數據包，沒有核心技術原理，甚至連使用的原理都沒有解讀，以致沈機照此開發出來的機床完全變成了廢鐵。1999年，大連光洋進口日本機床時，日本強加了一串“霸王條款”，要對裝機地點和用途都進行嚴格限定，擅自挪動機床設備就會被自動鎖死，給本土企業的使用提出了超高的門檻。2005年沈機買下德國希斯，結果德國政府以“本土重要知識產權不得外遷”的理由，斷了沈機試圖“偷師”的路。結果就是中國企業為了要技術出海并購，海外企業駕輕就熟地利用規則和本土法律，讓你花了錢帶走不良資產，技術卻一根毛都不讓你碰。2007年沈機還一度看上了一套數控技術的源代碼，但專家一論證，發現這套東西光獨立解讀下來就要5年，等投入產業化又要5年，到時候技術早就換了不知道多少代，完全沒有任何性價比和可行性。除此之外，海外5軸以上的機床技術更是長期對中國實行禁運，而一旦中國出現技術突破，外國廠商又會馬上將技術下放，用成熟產品和你打價格戰。一套系統性的圍剿戰術堪稱駕輕就熟，最終將中國機床產業牢牢地排除在了能夠獲取巨額利潤的高端市場之外。

筆者在拆析一臺機床的成本結構之后發現，一臺中高端數控機床中數控系統的成本占比在55%～70%。而很多國產機床廠不愿意去發展高端機床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在于造不出高端數控系統，即便能造出來高端數控機床也是去造一個殼子，需要用國外的數控系統。機床廠幾乎就是給配套產業打工，自己根本賺不到錢。

而數控系統的研發，則要涉及我們即將聊到的工業軟件問題。一套機床的數控系統研發周期在10～20年，而這僅僅是從無到可用的一個過程，穩定性仍不能保證。筆者遇到的所有中國機床產業內部人士，都有一個共識，就是“給錢不如給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講，當今國際環境的劇烈變動，對于中國機床企業的發展來說未必是一件壞事。出于風險控制的需求，國內市場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會越來越傾向于給本土廠商提供不斷調試、共同成長的機會。國內也涌現出了諸如華中數控、廣東數控等為代表的國產數控系統研發企業。根據《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內容：“預計到2025年，中國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國內市場占有率超過80%。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總體進入世界強國行列。”受政策影響，華中數控2020年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增長81.19%，企業營業收入增長45.95%。我們可以看到，政策在積極推動包括數控系統在內的一系列高端機床上游基礎工業的國產化替代，相信在不久的未來，中國的高端機床產業能再次重返世界舞臺。

今天中國的機床產業狀況可以概括為“低端內戰，中端爭奪，高端失守”，高端領域差距過于懸殊，國內機床基本不具備競爭力。如果海外機床完全對中國斷供，雖然在軍用領域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但在民用領域，卻會直接導致汽車、手機、航空航天等領域產能嚴重受損甚至是停擺。即便可以有國產產品實現功能替代，也會因為可靠性、穩定性、耐用性比不上進口機床，各個產業的成本暴增，產品質量嚴重下跌，企業不得不走向資金鏈斷裂。

可以說，要實現中國機床產業的崛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這個機遇期，就是近在咫尺的中國制造業升級。中國機床上一輪的爆發式增長，就來自中國制造業的蓬勃發展，而在中國制造業升級的過程中，則會出現一片以前從未有過的、巨大的市場空間。

回顧中國機床產業的發展過程，最重要的教訓有兩個。一是整個社會和產業環境對規模和產能數字的盲目追求，導致廠商放松，甚至是放棄了對基礎理論和基礎技術的研究積累。

廠商沉浸于擴充產能，做大規模，自然也就缺乏精力進行技術攻關和產品研發。這直接導致了在全球機床產業已經完成數控化升級，進入“做精”階段的時候，中國機床產業卻還停留在追求不斷“做多”的階段。看上去是跑在前面，其實已經被套了圈；表面上擁有全球產量最高的機床廠，背后卻是平均6.7臺國產機床才能換1臺進口機床的單價比，和最高都沒到1.5%的利潤率。

二是發展一度存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路徑依賴，在競爭的過程中缺乏產業鏈思維和市場化研究。

機床和絕大多數大型高端制造裝備一樣，極為依賴長期的工藝、經驗、數據積累。這類設備研發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對整個產業鏈上下游過往實操經驗和數據的總結、調試、磨合的過程。中國廠商對產業鏈上下游相關配套產業，比如數控系統的研發、零部件供應商的培養，都缺乏主動布局的意識。最終一個環節出讓主動權，便處處受制于人。

1996年1月，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共有20多個部委參加，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擔任組長。次年4月，由該小組組織的第一次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在深圳召開，來自34個省區市和48個國家部、委、辦的相關官員以及媒體記者共175人參加了會議，其中單是省部級官員就有48位。與會人員再次就是否應該大力發展互聯網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時任郵電部部長吳基傳在2009年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國家當時對互聯網是有擔心的。其一，互聯網沒有管制，在國家層面要擔憂如何對爆炸性增長的信息進行治理，同時保證各個層面的信息安全；普通人則擔憂海量垃圾信息帶來的沖擊之下，青少年教育應該如何應對。其二，互聯網產業當時的盈利模式在全世界都很不明朗，在看不到明確獲利渠道的情況下卻要大舉投入，這樣的做法有沒有巨大風險，在當時的條件下其實很難說清。如果仔細回看當時的文獻和史料，你會發現許多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思想線索，此后貫穿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的每時每刻。中國政府對待互聯網監管，尤其是互聯網主權層面的謹慎與遠見，可說早有伏筆。類似的擔憂從互聯網社會化至今，其實始終和這個產業相伴相生。一如后來人們也討論過“互聯網+”是不是騙錢的噱頭，“5G”是不是又一個產業騙局，也如今天人們圍繞“互聯網主權”“人工智能”“元宇宙”而產生的激烈論戰，人類社會一切技術的變革都很難單獨成立，沒有一項技術能夠避開起步階段激烈的思想碰撞和隨之而來的路線抉擇。幸運的是，中國的決策者們在這個過程中抓住了最為關鍵的那個重點，那就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終將進入信息時代。

既然終將如此，那就放手去做。

激烈論戰之后，那場深圳的會議最終達成了一致，認為互聯網從技術上會很有利的意見占了上風，決定先發展了再說。在錯過工業革命、電氣革命之后，中國牢牢抓住了互聯網的時代機遇，投身了這場盛大的信息革命。

——中國互聯網為什么發展得這么好？

中國互聯網能在進入商業化進程后立即迎來突飛猛進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兩點：一是國家政策對互聯網產業的保駕護航，二是龐大的人口造就了得天獨厚的市場優勢。

2012年，已經是PC時代向移動時代交棒的一年，全球眾多互聯網公司都開始在策略上將資源向移動端傾斜，有些甚至提出了“移動優先”的口號。就是在這個時間節點上，美國眾議院發布報告稱，華為、中興的產品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奧巴馬總統隨后簽署開支法案，禁止聯邦政府機構采購帶有中國背景的信息技術產品。沒過多久，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職員愛德華·斯諾登將兩份絕密資料交給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曝出了震驚世界的棱鏡門。一場關于信息安全和自主創新的大討論，自海外至國內甚囂塵上。在此之前，一心發展的中國普通民眾，甚至是很多互聯網的從業者，都很少有人意識到，雖然中國互聯網的商業化發展堪稱狂飆突進，但其實我們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幾乎就沒有國產公司的影子。

細究起來，這種落后其實和中國互聯網技術本身的發展水平相關性不大。中國互聯網的商業化起于1995年，且從一開始就發展得極為迅猛，在啟蒙時間上和歐洲、日本、韓國基本同步，甚至還要領先一些。而美國雖然是互聯網的起源國家，但其大規模社會化和商業化，也是在1990年之后的事情了，頂多比中國早了3～5年。所以中國在一開始缺乏國產信息基礎設施軟硬件的根源，還在于我們在計算機單機時代，乃至更久遠的大工業時代，都落下了太多的功課。

如果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后發工業國在試圖突破先發國壓制強行工業化的過程中，往往都要面臨一個局面，就是由于設備、技術與領先者存在代差，后發國最終制成的工業產品很難在一開始就和領先者具有同等的競爭力，自然也很難在這個過程中攫取高額利潤。一旦市場完全放開，缺乏競爭力的產品對內對外都很難獲得銷路，最終形成債臺高筑的局面；如果再遇上經濟周期的打擊，造成匯率崩盤，整個國家的企業就都喪失了對外融資的能力。失去了繼續支撐強行工業化的資金，最終就只能被迫結束工業化進程。這就是即便是以開放自由貿易為核心目標的WTO，也會對發展中國家施行差別優惠待遇，允許發展中國家在關稅等多個方面對本國產業施行一定保護性措施的原因所在。

平等未必意味著公平，要獲取公平的發展權，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開放過程中實施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幾乎是必由之路。換在互聯網產業上，道理也是相通的。對于在計算機技術領域落下了太多功課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固然是一個空前的現代化機遇，但其伴隨的危險和陷阱并不比傳統工業領域少。甚至由于互聯網天然自帶“開放、自由、分享”的屬性，要規范、治理和監管互聯網產業，同時又不壓抑其創新和發展，相比傳統產業而言還要困難許多。中國的決策層在大方向上極具魄力地選擇了“堅定大力發展互聯網”，但在實際的監管落地中又展現出了相當的警惕與謹慎。這個過程中所建立的審查制度和市場準入機制，都經歷了不少質疑，但從客觀上講，的確給中國本土互聯網企業減輕了競爭壓力，為本土企業爭取到了構建競爭壁壘所需的時間。更難得的是，中國還在本土市場營造出了一個盡可能寬松和包容的產業環境，這種政策布局能夠成立，還是因為中國擁有14億人口及其所代表的龐大國內市場做后盾。

我們可以盤點一下中國互聯網崛起的公司和其所屬的領域，主要可以分為3個領域：社交和文化娛樂、貿易，生活服務。除去Web1.0時代的搜索引擎巨頭百度，以及搜狐、新浪、網易三大門戶網站，過去30年誕生并還能存活至今的中國互聯網巨頭，幾乎跳不出上述3個領域。即便是百度，其盈利模式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旗下的社交或娛樂產品，甚至喊出過All in O2O（全押在O2O上）的口號；新浪則一早就以微博轉型為社交平臺，網易的主要盈利支柱則走向了游戲，搜狐一度重金押寶長視頻。

中國互聯網前30年的發展，基本都是以消費者驅動的形態出現的，中國互聯網實際上承接了中國制造業的人口紅利。電商和社交都是典型的例子，這些領域在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還只有20%左右的時候，就已經動輒擁有3億以上的用戶數量，任何一個單一市場都不可能擁有這樣龐大的用戶群體。

這給中國互聯網發展帶來的直接好處有3個。一是高頻，無論是交易的發生、App的使用，抑或是電商、外賣的配送網絡和共享經濟的“拼單成功率”，高頻的使用就意味著邊際成本的降低，同時也是產品快速迭代的基礎。在互聯網這種對產品的快速迭代復制需求極盛，且商業模式往往依賴邊際成本降低的產業來說，“高頻打低頻”幾乎是不變的真理。

二是龐大人口帶來龐大的資金量，簡而言之，單靠韓國人肯定養不出一個三星，但單靠中國人養出一個阿里巴巴，則綽綽有余。而進一步說，互聯網的連接屬性天然就會增加資本的流轉速率，從而獲得一個比較理想的貨幣乘數，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是海量用戶產生海量數據。以2015年來說，我們每天可以從互聯網上爬取到的中文內容的吞吐量，大約是600萬條/天（圖文）；美國大約是200萬條/天，全歐共計50萬～60萬條/天，印度共計50萬～60萬條/天。這意味著互聯網上一天所產生的中文內容的數據量，比當天其他所有內容數據量的總和還要多。這又為下一步云計算、大數據等新興產業的發展，贏得了任何國家都很難獲得的優勢與基礎。

龐大的市場給中國互聯網的發展提供了土壤，但要種出果實，唯一的路途就是自主創新。很多人在評價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時候，經常會放大中國市場準入機制給海外企業帶來的麻煩，而忽略了很多海外企業單純是因水土不服而被本土企業所淘汰的事實。

以Facebook為例，其在被屏蔽之前的市占率就遠遠比不上中國本土誕生的人人網和QQ空間，語言隔閡對社交軟件的推廣相當致命，即使在互聯網開放程度更高的日本和韓國，國內市占率第一的社交軟件也是本土化的Line和Kakao。中國龐大的市場和獨特的文化，對所有海外互聯網產品都提出了全方位的高本土定制化需求。而習慣了西方語境的很多海外巨頭，在這方面多少是有些傲慢的，很少能真正傾聽并理解中國用戶需要什么樣的產品邏輯。亞馬遜、eBay、MSN在中國的敗北，幾乎都是純粹的商業競爭層面上的失敗。中國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固然對海外先進經驗有很多的借鑒，但能夠成功的原因還是對本土市場需求的深入挖掘和在技術上的開放學習、自主創新。

海外固然可能在整體技術水平上領先于我們，但并不總是能滿足我們的發展需求，甚至往往會成為限制我們發展的瓶頸，只有從本土實際出發，堅持自主創新，才是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的可靠路徑，這也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第一個經驗。阿里云的誕生過程就是一個例子，龐大人口同時在線交易，不僅帶來了其他國家難以獲取的天量數據，也帶來了任何國家都沒見過的巨大算力需求，這才逼迫阿里巴巴投入以10億元計的龐大資金來發展國產云計算和數據庫技術。

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另一個經驗是對資本的運用。企業的融資方式，可以分為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前者是投資方以資金換取公司股份，雙方不存在借貸關系，投資方的目的是分享企業良好發展所產生的利潤，賺取企業價值增長后的估值差價；而后者則是借錢發展，雙方存在債務關系，商業銀行等資金提供者的目的是賺取貸款利息。這種獲取利益的方式差異，決定了兩種資金來源在標的公司的選取邏輯上，就有著本質的差異。股權融資中，投資方與企業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而債權融資中，資金提供方的收益和企業方的發展并不直接掛鉤。這種資金性質區別，意味著前者更愿意考察企業的發展前景，而后者則更注重自身的資金安全，形成了天然的風險偏好差異。

中國企業的傳統融資渠道大部分是債務融資，由銀行主導。為了將風險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需要有足夠的信用擔保或資產抵押，或者至少有明確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時間表。但這些條件，初創期的互聯網企業都很難具備。

在本土股權融資渠道并不足夠通暢的條件下，中國第一批互聯網公司其實是在大量外資和美元基金的助推之下成長起來的。張朝陽創立愛特信時收到的第一筆風險投資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愛德華·羅伯特，以及張朝陽在美國留學時的老師尼葛洛龐帝；王志東建立四通利方的時候也數次赴美游說美國風險資本，最終獲得了華登集團領投，艾芬豪公司和硅谷銀行家羅伯特·斯蒂芬跟投的共計650萬美元資金，這才有了后來的新浪。

1999年7月12日，新華社旗下中華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最初的計劃是發售420萬新股，每股定價14～16美元，結果最終以每股20美元的定價發行，總融資額達到9600萬美元，成為中國的第一支互聯網概念股。那一年，三大門戶之一的新浪先是在年初獲得了來自高盛等10家投資機構的2500萬美元融資，到了年底又完成了6000萬美元的Pre-IPO融資，一時風頭無兩，將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的縮寫“VC”帶上了各大媒體的封面報道。

中國的學者們也很快意識到了資本在產業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1998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成思危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關于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提案中說，當時中國一年有3萬多項科研成果，僅有20%轉化成了產品，建廠生產真正轉化為生產力的不足5%，中國企業融資的間接融資占比過高，是形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提案指出，當代國際社會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科學技術的競爭，為了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有利位置，必須借鑒國外風險投資的成功經驗，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事業，推動科技進步。這一提案被視為中國風險投資進入實際探索階段的標志性事件，僅1998年下半年，我國成立的風險投資公司就達到43家，平均一個省1.3個。截至1999年8月，全國各個層次的政府創業基金達到了100多家。

中國的第一批互聯網公司，幾乎和中國的第一批風險資本同時起步。這種時代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互聯網產業，當然也遇到了一些很具代表性的問題。比如外資對中國本土商業邏輯的理解有限，經常會在經營管理上憑借既有經驗對本土創業者胡亂指揮；再比如許多中國公司為了赴美上市，必須講述“美國式的故事”，對標美國既有商業模式才能為西方資本所理解，導致很多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商業模式實際上無法獲得資本的認可，融到符合心理預期的資金，或者獲取符合公司價值的估值。在中美關系出現波動的今天，這種對企業價值評估的錯位正在愈演愈烈。

工業革命是從蒸汽機開始的，而蒸汽機的動力來源就是靠“燒開水”——制造蒸汽，然后把高壓蒸汽轉化成動能，從而帶動機器。而后的核反應堆，其實就是一個高級的燒水爐子。可以說，“燒開水”就是制造業的“原型機”，而信息產業的“原型機”，則是“解方程”。

你看的高清電影，玩的4K畫質的游戲，你每天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那些金錢，還有工廠里的生產線、機器手——毫不夸張地說，當代社會的絕大多數經濟活動，背后都是數據的計算。而今天我們所熟知的“算力”概念，衡量的就是解方程的速度，即計算的能力。

1961年，人工智能之父約翰·麥卡錫在麻省理工學院100周年的紀念慶典上說：“如果我設想的那種計算機能夠成真，那么計算或許某天會像電話一樣被組織成公共服務……utility computing（公共計算服務）將是一種全新的重要工業的基礎。”在他的構想里，計算資源應該如同電力一樣，可以由供電公司提供，而不是誰要用電，還得先在家門口建一個發電廠。

當云計算在波瀾壯闊的互聯網歷史中橫空出世時，他的構想就正在一步步成真。今天，只是與芯片、互聯網相關的科技進步，八成都能在某種意義上和算力扯上關系。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晰地看到，算力已經逐漸和電力一樣，成為一種基本的公共資源。而在全球算力排行榜上，領跑者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另一個就是美國。

1997年，一個叫馮星君的香港人接到上司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電話，讓他替自己取消和我國一位重要領導人的見面，而理由僅僅是：他在長城玩得太開心了，不想現在回去。馮星君接到電話差點發瘋，最終以辭職為要挾，才打消了Larry Ellison這個傲慢而又荒誕的念頭。

那是中國互聯網崛起的前夜，還有不到一年時間，網易、搜狐、騰訊、新浪四大門戶網站就會相繼成立。而隨著IT技術開始在這片大陸上成熟并流行起來，大量銀行、醫院、學校，以及企業，都希望將自己原來冗雜、繁復，需要人工處理的數據和海量的紙質材料電子化，把資料庫房轉換成機房，把數據和資料向服務器上轉移。

那是中國企業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代數字化轉型。但在那個年代，中國在計算機科技領域仍然是個標準的“三無”國家：沒有自己的操作系統，沒有自己的芯片，也同樣沒有自己的數據存儲和處理系統——從硬件到軟件都沒有。

無論是政企還是各類大型金融機構，乃至當時正處于黃金發展期的中國各大IT業巨頭們，在數據存儲和處理方面，都嚴重依賴著3家美國公司，也就是著名的IOE架構：IBM的小型機（服務器）、Oracle的數據庫、EMC的存儲設備。Oracle的中文名就是“甲骨文”，那個因為逛長城逛高興了就想放我國重要領導人鴿子的Larry Ellison，就是甲骨文的老板。

在此后十幾年間，IOE壟斷了中國幾乎所有政企、大型金融機構以及IT業龍頭企業的相關業務。而與壟斷地位相應的，當然是巨大的經濟利益：當時一臺IBM小型機的臺面價在300萬～500萬元，每兩臺小型機就要配一臺300萬元的EMC存儲設備，包括甲骨文在內的各大商業數據庫軟件費用基本都在幾千萬元的級別，這還不包括每年高昂的運維費用。這也就意味著那一輪的數字化轉型，事實上只有大型企業或機構在搞。因為只有它們才有能力構建自己的數據中心。

但即便是對于大型機構來說，這也絕不是一個令人輕松的成本數字。阿里巴巴可能就是最早感知到“算力需求”和“天價費用”巨大沖突的公司。2006年，業務爆發的淘寶在需求逼迫下，一度開啟了對IOE的瘋狂采購，小型機先是一臺一臺買，到后來干脆一排一排買，但很快就發現即便是如此高昂的成本也無法完全覆蓋業務增長的需求。2008年王堅離開微軟研究院到阿里巴巴，上來就給馬云算了一筆賬，阿里對于算力的需求以指數級增長，而其業務的增長速度遠遠跟不上需求增長的速度，這意味著如果IOE架構不改，光是買機器和軟件就足以讓阿里破產。

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IT基礎設施堪稱高昂的成本，成為那個年代互聯網創業者最大的攔路虎。那時其實很少有人意識到，阻礙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最大瓶頸，不是行業競爭，也不是政策變化，而是我們沒有自己的IT基礎設施。在國外，對IOE架構率先發起挑戰的，是亞馬遜的AWS，而在國內掀起了“去IOE”浪潮的，則是阿里巴巴。二者都來自電子商務領域這并不是巧合，只是因為電商行業的特性，讓它們率先感受到了成本沖突之下的“算力焦慮”。而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則讓這種成本沖突和“算力焦慮”的爆發，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更加劇烈。

中國企業很快就意識到，它們所面臨的挑戰，實際上已經沒有前人經驗可以借鑒了。龐大的人口基數，意味著其他任何國家都不曾面臨這樣的技術難題。2008—2009年，阿里巴巴每年都有10～20倍的業務增長，同期無論是IOE還是亞馬遜，實際上都沒有經歷過如此大規模高并發的技術考驗。不靠自己的研發，是無法用現成的技術滿足這種爆發式的需求的。

同樣的問題，也在中國自主創新的各個產業領域中顯現。拿中國的高鐵來說，我國地域廣闊，各地氣候相差過大，既有東北的極寒天氣，又有南方的持續潮濕，還有西北的大量風沙。海外具有高鐵技術的國家，沒有一個能處理如此復雜的氣候條件，所以我們國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技術引進+自主創新的路線，這才有了今天的中國高鐵。而保證我們日常生活的南水北調、西電東送、西氣東輸這些宏大工程的背后，那些領先世界的自主創新技術，有很多都來自我們自身的本土化需求推動。有時候海外既有技術，并不總是能滿足我們的發展，反而會成為限制我們發展的瓶頸。中國各個領域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只有自主創新，才能突破發展的天花板。

縱觀中國云計算產業的發展，有兩個起到關鍵作用的因素：一是政策的扶持，二是需求的推動。

2012年，奧巴馬總統簽署開支法案，禁止聯邦政府機構采購帶有中國背景的信息技術產品。之后不久，棱鏡門事件爆發，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對于自身信息安全的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體到云計算領域，可以濃縮為兩個原則：一是所有中國的數據，都必須留在中國；二是所有相關的技術服務，都希望能夠由中國提供。

2015年12月28日，工信部發布《電信業務分類目錄（2015年版）》通告，調整后的目錄中，云計算服務被納入電信增值服務，在中國提供云服務必須按規定申請電信增值服務許可證。但截至2020年底，IDC和云計算業務仍然屬于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沒有一家外國公司獨立獲得在中國運營的IDC牌照。微軟Azure選擇對國內廠商進行技術授權，由本土企業負責運營和銷售，但遭遇了嚴重的水土不服。亞馬遜AWS也因牌照問題在國內進展緩慢。這從客觀上為中國本土云服務廠商的起步和成長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也構建了一個相對友好的競爭環境。

而在需求側，中國社會高速信息化過程中產生的海量數據，直接催生了中國云計算廠商的蓬勃發展。而這全球獨一無二的數據體量，則給中國云計算廠商提出了沒有前人經驗可以借鑒的技術難題，使得中國廠商甚至沒有買技術這條路可以走——必須堅持自主創新，才能解決本土問題。這是中國云計算在很短時間內就走上全球技術第一梯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很多人喜歡指責中國游戲的商業化，好像賺錢是一種罪過。可產業之所以能夠成為產業，不過就是一群人找到了用一件事賺錢的正確路徑，并不斷試圖又好、又快、又持久地賺錢罷了。1972年，電子游戲之父諾蘭·布什內爾創辦了雅達利，做出了第一款能夠驗證電子游戲商業化可行性的游戲，游戲的原名叫“Pong”，機器被放在一家酒吧里，投幣可玩，火到由于收了太多硬幣，機器“不堪重負”，停止工作。這就是電子游戲產業的起點。

從1972年電子游戲產業的正式起步，到1994年中國第一款原創游戲《神鷹突擊隊》誕生，這中間經歷了22年。這是整個電子游戲產業從誕生到長大成人的22年，其間經歷了三代巨頭、兩次技術革命，還有一次產業中心的轉移。

首先是兩代技術革命。第一次技術革命，是從雅達利那種簡單圖形無卷軸無背景的電子游戲，發展到街機和FC（family computer，家用游戲機）的復雜圖形有卷軸的電子游戲。畫面技術的轉變，伴隨的是硬件設備從原始街機到小型卡帶式家用電視主機的轉變。

雅達利之前，人們根本沒見過電子游戲，制造商們忽悠起玩家來，比30年后的中國頁游廠商們都兇狠。1982年雅達利做了款大火電影《E.T外星人》的同名游戲出來撈錢，這個游戲的制作期只有6個星期，雅達利備了400萬份卡帶，但最終只賣掉150萬份，剩下的250萬份滯銷卡帶耗掉了巨額的制作和倉儲成本，直接將雅達利拖得瀕臨破產，這就是游戲史上著名的“雅達利大崩潰”。這次沖擊直接摧毀了美國的主機游戲市場。任天堂在幾個月后的1983年7月，推出了劃時代的FC游戲機，這就是我們后來所熟知的“紅白機”。電子游戲的產業中心從美國向日本遷移。

第二次技術革命，是以任天堂FC這樣的2D畫質，發展到索尼PlayStation的3D畫面，這伴隨的是卡帶式主機向CD主機的變化。

1994年，索尼和開發過《小蜜蜂》和《坦克大戰》的NAMCO（南夢宮）合作了旗下第一代家用主機PlayStation。這是一臺CD主機，同時期的任天堂還在做卡帶主機N64，硬件性能被PlayStation完爆。這種主機性能的代差，讓當時任天堂最好的合作伙伴SQUARE轉投索尼PS，拿出了將PS硬件性能發揮到了極致的一代名作《最終幻想7》（FF7），任天堂帝國崩塌，主機游戲進入3D時代。

現在的玩家可能很難想象FF7在當時給游戲界帶來的震撼，形象類比大約可以等于現在拿出一個游戲倉，跟你說“腦機”已經成真，你現在躺進去就可以直接體驗什么叫真正的“肉身開團”了。你的第一反應可能都不是驚訝，而是罵它欺詐。而FF7發行的時候，中國人才剛剛做出自己的第一款原創游戲《神鷹突擊隊》。從1972年到1994年中國游戲錯失的22年里，單機游戲的大半輩子都已經過去了，實際上中國游戲廠商錯過了整個電子游戲產業的第一輪工業化，這給后來網游在中國的強勢崛起、搶占市場，埋下了伏筆。

1994年4月20日，中科院以及北大、清華率先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接入了國際互聯網。這是中國第一次進入互聯網，這一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元年。這也是中國第一款原創游戲誕生的年份。歷史總是有某種冥冥之中的必然，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游戲產業注定屬于互聯網時代，它們相伴相生，也相愛相殺。從1994年到2000年前后，國產單機有過一個爆發的階段，出現過一大批完全可以和世界一流水準平起平坐，甚至領先世界水平的單機游戲。

《天地劫》《仙劍奇俠傳》的劇情質量不亞于《最終幻想》。《秦殤》被海外媒體稱為歷史版《暗黑破壞神》；FPS游戲《大秦悍將》的品質被國際知名游戲媒體認為“足以對打Value的現象級作品《半條命》”；《流星蝴蝶劍》海外版《鐵鳳凰》則在2004年的E3游戲展上拿了“最佳創新游戲”，同年的對手是3A級別的《魔獸世界》和《光環2》。

但這輪爆發止于2000年前后。互聯網浪潮之下，電子游戲作為一種數字產品，被破解的成本被大大地降低，被傳播的效率則被大大地提高。人人都知道，中國單機游戲死于盜版，太多嘩眾取寵的媒體或者自媒體，將這一段歷史說得好像“山寨”就是中國人的天性和原罪一樣。然而事實是，全球的單機游戲產業，都在互聯網技術的崛起浪潮中，受到過盜版產業的巨大沖擊。瑞典甚至誕生了一個著名的民間反版權組織Piratbyr?n，創辦了后來的全球第一盜版網站“海盜灣”，上面包含了游戲、音樂、電影、劇集、圖書等幾乎你能想到的所有盜版資源。這個組織為了能更好地規避監管，甚至一度試圖募捐買島，獨立建國。

面臨這樣的局面，經歷過完整工業化、在主機市場留下深厚積淀的外國廠商，選擇依靠主機市場難以破解的優勢，建立軟硬件一體的閉環，用硬件提高盜版商破解成本，強行將用戶留在正版生態環境之內。這就是2000年前后，全球主機市場迎來爆發性增長的核心原因。

同樣的事情甚至不只發生在游戲產業，也發生在互聯網沖擊下，同樣受到盜版困擾的傳統音樂、電影電視和文學產業之中。其背后對應的是大工業時代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全成熟的唱片工業、電影工業和印刷出版業。蘋果iPod聯合多家唱片公司建立正版商店也是在這個時期，其最終成為硬件廠商和內容提供商對抗互聯網盜版浪潮的過程中，最為成功的案例之一。

但錯過了整個單機游戲工業化時代的中國單機廠商，面前卻根本沒有這條路。2000年6月15日，國務院批準了文化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開展電子游戲經營場所專項治理的意見》，這就是著名的“游戲機銷售禁令”。在全球游戲廠商都在試圖用主機硬件生態對抗互聯網帶來的盜版狂潮時，這份《意見》直接禁止了廠商面向國內生產和銷售電子游戲設備及周邊零部件，徹底冰凍了中國主機市場的發展。

于是中國廠商們選無可選地走向了第二條路：網游化。

從性質上講，單機游戲和聯網游戲（包括端游和手游），其實根本就是兩個物種：單機時代，游戲是一次性商品，買定離手，售后頂多也就是修修bug、打打補丁，良心地再出幾個DLC（擴展包），而且DLC還是單賣的；聯網時代，游戲則變成了一種服務。服務器維護，不斷更新的游戲內容——新劇情、新任務、新地圖、新職業，在生命周期以內的所有運營，都是商品價值的一部分。

從性質上講，賣產品和賣服務，并不存在誰更高貴一點。但從商業模式來看，賣服務顯然比賣盤更加先進：只要你還在接受我的服務，我就一直有機會讓你掏錢。拿網游的吸金能力對比單機，屬于降維打擊，水平根本沒在一個量級。有很多玩家和從業者，甚至是行業分析師，都喜歡把中國游戲的問題，歸于搞單機的都去做網游了，這種結論顯得過于表面化了。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中國游戲產業起步太晚，錯過了整個電子游戲的第一輪工業化進程，使得中國游戲產業面對互聯網技術的沖擊時，缺乏像海外巨頭們一樣有效的市場壁壘，最終不得不拋卻單機市場，全面走向了互聯網化。

《原神》橫空出世之后，筆者曾經和許多游戲產業的從業者和投資人進行過交流，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你覺得《原神》到底為什么成功？筆者的答案始終沒有變：因為商業模式的降維打擊。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知道目前游戲產業存在的幾個趨勢。一是目前海外包括EA、育碧、Rockstar、Bethesda等在內的各大傳統單機廠商，都在給自家游戲添加更多的線上內容，游戲產業的深度聯網化是大勢所趨。

二是需求多樣化的背景下，會有越來越多的廠商嘗試開發“開放世界”類型的游戲，以融合更多元素，獲取更多玩家，同時延長游戲壽命。這不僅會帶來游戲體量的迅速膨脹，也會大幅提升游戲制作的成本投入和技術難度，對游戲廠商的項目管理能力、成本收益結構、人才和技術儲備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在物聯網越來越發達的背景下，游戲作為一種內容產品，會越來越趨向于全平臺化的數據互通，進一步走向終端融合。這條路走到最后，就是所謂的元宇宙。實現《頭號玩家》式的沉浸式3D或許只是時間問題，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游戲廠商都在進行“腦機”相關的研究項目了。

中國大量產業都是從渠道變革中獲益，對傳統巨頭實現彎道超車的。而現在，這個故事正在游戲產業重演。

如果把游戲劃分為主機時代、端游時代、手游時代，你會發現游戲對于玩家的準入門檻，是一步步降低的。主機時代最為明顯，廠商完全是有意識通過成本高昂的硬件，來構建自身競爭壁壘的。這個時代誕生的巨頭從早期的世嘉、雅達利，到后來三足鼎立的任天堂、索尼、微軟，首要的身份都是硬件提供商，然后才是游戲內容制作方。它們通過制造硬件，控制了游戲的發行渠道，進一步制定了游戲制作的標準和競爭規則。

到了PC時代，經歷一度盜版橫行的混亂過程后，最終跑出來的大型渠道平臺就是我們今天熟知的Steam、Epic；進入手游時代之后，承擔渠道職能的則變成了各大硬件廠商的應用商店。蘋果抽成30%的“霸道”，和國內各大手機廠商與游戲開發者之間的博弈故事都廣為人知。

在渠道變革的大背景之下，原生于互聯網時代的大量中國游戲廠商，也開始在成本收益結構方面，出現更加適應時代的變化。如果將其和歐美大工業體系之下成長起來的傳統單機廠商做對比，你可以很輕易看出其優越性。

舉個簡單的例子。2020年12月，跳票數次、萬眾矚目的《賽博朋克2077》正式發售。但發售后的口碑很差，讓這次發售幾乎變成了一場災難，官方公告道歉，PSN（play station store，游戲商店）下架，各大平臺開啟退款通道，制作廠商CDPR的股價也隨之暴跌，甚至連經營實體業務的GameStop（游戲驛站）都開始支持實體版退款。這款游戲發售之前經歷過數次跳票，以至于發售前一天從玩家到業界都還在祈禱“別再跳票”；但上線沒到一周，這種祈禱就變成了惋惜，很多人開始感慨還不如再跳票3年，至少能把游戲做完。

但延長制作時間，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根據游戲制作方CDPR的財務報告，在《賽博朋克2077》發售之前，其主要營收依然來自2015年5月發售的《巫師3》和2017年發售的巫師系列相關卡牌游戲《巫師之昆特牌：王權的隕落》。作為“3年不開張，開張吃3年”的精品游戲公司代表，CDPR上市之后唯一還在推動的重點項目就是《賽博朋克2077》，除此之外始終沒有拿出新的作品說服資本市場提高公司估值。從資金和成本層面考量，CDPR已經不可能在沒有新作的情況下繼續針對《賽博朋克2077》進行2～3年的高強度開發了。

換言之，就算玩家愿意再等3年，CDPR也等不起了。這個項目翻車的一大矛盾根源，就是構想中的《賽博朋克2077》體量過于龐大復雜，以至于到了任何公司都不太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地步。

賽博朋克2077》設定中的夜之城總共包含七大區域：沃森區、威斯特布魯克、市政中心、海伍德、圣多明戈、太平洲以及惡土，最終上線的時候，雖然七大區域都在，但內部完成度不夠，大量店鋪和NPC無法互動，商店商品也十分單調，這此一后續飽受詬病。

《原神》設定中的提瓦特大陸也有7個國家：蒙德、璃月、稻妻、須彌、納塔、楓丹、至冬。雖然發布的時候一次性放出了七國預告，但游戲上線的時候才出了兩個國家其中部分區域的地圖。蒙德的雪山地圖是在1.2版本放出的，第三個國度稻妻地圖在2.0版本放出，其DLC（可下載內容）淵下宮上線于2.4版本，屬于璃月的層巖巨淵DLC更是在2022年4月的2.6版本才正式上線。米哈游的創始人蔡浩宇說：《原神》花了1億美元研發，但上線后的維護成本可能每年都要再花2億美元，比米哈游過去3年開發的總成本還要高。

簡而言之，米哈游利用游戲的互聯網屬性，將一個體量極為龐大復雜，甚至遠超其當時資金和技術實力的項目，切分為數個版本小項目進行管理，構建了一個更加健康、可持續的成本收益結構，才做出了《原神》這個現象級的產品。

站在2022年的節點上看，大工業時代延續下來的游戲制作邏輯和成本收益結構，將會越來越難以滿足未來體量不斷膨脹，制作不斷精細化、復雜化的大型游戲項目的需求。而一邊發作品，一邊賺錢，再用賺來的錢不斷更新完善作品，實現項目資金的自我循環，則是屬于互聯網時代的成本收益理念。這與傳統美式3A 大作的成本收益結構和游戲制作邏輯，完全是兩個時代的東西。即使很多中國廠商并非有意為之，但由于原生于互聯網時代，這些企業的財務架構和項目管理方式往往從一開始就有著天然的優勢。

但一款游戲若在中國的互聯網時代下誕生，也意味著其將面臨一場極其殘酷的競爭。過去20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競爭堪稱慘烈，而依托互聯網建立的游戲行業，更是殘酷到外國同行們無法想象的地步。以眾所周知的“手游買量”來說，目前國內買量手游的注冊用戶成本已經飆到了60元以上，加上各種稅和平臺分成，一個用戶進來，如果不充夠100元錢，制作方就是虧錢的。如果再遇到分成比例更高的渠道平臺，這個數字可能會飆到120～150元。小型手游公司一個月的買量成本基本都在百萬元級別，占總營收的70%～80%。單機游戲再怎么花費時間、資源和金錢，投資成本還是有上限的。

如此之高的流量獲客成本之下，國內的手游市場早已經不是印象中那種無腦躺賺的環境了，而是很快進入了比拼技術、美術、設計實力的階段。從殘酷競爭中跑出來的中國游戲廠商們多少都有一些堪稱一流水平的硬實力在，同時還開發出了一系列新的商業套路，形成了一種用免費帶來用戶、用內容支撐付費的商業模式，這幾年先后爆火的《明日方舟》和《原神》都是其中典范，其模式背后是一個產業從青澀走向成熟、從混亂走向有序的過程，其來路鋪滿了中國數以萬計暴死的游戲和廠商。

除此之外，工業化較早、成熟度較高等原因，讓海外主機和PC時代的游戲廠商們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化的產業格局。這些行業巨頭為了加大自身競爭優勢，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熱衷于利用終端渠道優勢，不斷加深各個平臺之間的壁壘，以至于傳統游戲廠商和手游廠商之間涇渭分明。相比之下，中國廠商沒有經歷過主機時代，又在很短時間里就從寬帶互聯網時代進入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各個終端平臺的廠商之間并未出現商業取向上的嚴重隔閡，這就給未來的全平臺數據互通和終端融合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海外在過去10年中涌現了一批優秀的手游廠商，比如做《部落沖突》和《皇室戰爭》的Supercell，做《太空狼人殺》的InnerSloth，做《怪物彈珠》的Mixi，還有《碧藍幻想》和《偶像大師》的開發商Cygames。但這些以手游起家的廠商，普遍還沒有開發“大型3D開放世界游戲”的技術實力，而有能力的傳統主機大廠，又在商業模式上存在路徑依賴，這給了中國廠商很大的機會。

如果說單機游戲產業的整套工業體系，是構建在主機之上的，那么中國游戲產業的整套工業體系，就是建立在互聯網之上的，尤其是移動互聯網

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文化還是美國文化。但實際上，在文學、戲劇、古典樂等領域，沒有童年的美國毫無優勢。其能夠在文化領域擊敗歐洲的關鍵，是抓住了文化產業變革的機會，在轉折的時代，通過技術商業模式的領先，塑造了新的大眾流行文化。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電影。

電影在1895年誕生，最初是默片，是戲劇的廉價替代品。但美國恰恰是抓住了這個更廉價且更易流行的新的文化形態，主導了電影領域的一系列技術變革，第一次成功地對歐洲進行了反向的文化輸出。那之后，好萊塢迅速統治了全球的電影市場，美國的生活方式、美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是通過電影這個新興的文化產品被輸出到全球各地，并占領人們心智的。

而日本的第一次大規模文化輸出，形式上具有相似之處，且恰恰就來源于游戲：1982年雅達利大崩潰之后，創造了劃時代的FC游戲機的任天堂崛起，用吃豆人+超級馬里奧+塞爾達的游戲陣容，迅速占領了全球人民的心智。日本動畫在西方的流行程度尚且有限，但日本游戲則在全球都具有極強的影響力，美國好萊塢至今都還在樂此不疲地改編“皮卡丘”“索尼克”和《生化危機》。是的，《生化危機》是日本游戲，《實況足球》也是。里約奧運會的東京8分鐘里，站在C位串起整個演出也是馬里奧，寶可夢已經占據全球IP價值排行榜第一位超過10年之久，根據2021年最新數據，其IP估值比第二位高出了100億元。

而如今，以《原神》為代表的中國游戲，正在成為中國文化輸出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海外最大的游戲在線聊天平臺Discord創辦以來唯一一個滿員頻道就來自這款游戲，頻道總注冊人數73萬人，其中日均在線人數超過20萬人。后來Discord給《原神》開了二區，開區第一天人數就超過了14萬。一手推動了華爾街拔網線事件的海外貼吧Reddit，也有《原神》區。且《原神》區至今仍占據了論壇第一活躍度的寶座，活躍人數峰值是7萬人，《英雄聯盟》一般只有3.5萬人，就連搞笑版塊的活躍人數一般也只在5萬左右。你都能在Reddit上看到很多外國人進行漢服Cosplay，中國區的游戲周邊在海外代購被炒到天價。海外玩家為了獲得一手消息從YouTube摸到B站，并頗為得意地開帖做B站使用教程。還有一些帖子會探討人物背后的中國文化，有時他們甚至為了避免翻譯不準確，會直接使用中文原文截圖；Youtube上還有人專門制作角色和地圖名稱的中文發音指導視頻。

筆者曾經在提到TikTok時談論，除了擔心所謂的數據問題，美國政府其實更擔心的是TikTok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App，有可能打破美國對文化和價值觀的輸出渠道的壟斷，而文化影響力的輸出是無法用數字去簡單量化的。根據《2021年1—6月中國游戲產業報告》，2021年1—6月，國內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1504.93億元，同比增長7.89%，其中中國自主研發的網絡游戲國內市場實際銷售收入1301.12億元，同比增長8.3%，保持了國內市場八成以上的份額。按照這個數據推測，2021年中國游戲產業產值大約是3000億元，這其實不算是一個特別大的產業，但它很特殊：它是文化產業。這意味著，雖然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比確實很小，但它的衍生和聯動效應會被數倍放大。

《原神》的巨大成功固然是個例，但也是一個號角。中國手游出海的成功率正在肉眼可見地提高，中國廠商正在逐漸找到收割外國韭菜的正確方式。以2020年來說，有37款中國手游在海外的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前30名的海外總收入加起來高達92.4億美元，比2019年增長了47%。其中日本市場貢獻了28億美元，同比增長了81%。如果說以前中國手游出海，還是打游擊，搞突襲，那么到了2020年，這場戰役已經進入了成規模建制之間的對戰。

回顧中國游戲走過的路，其實相當具有代表性：雖然出于歷史原因在大工業時代錯失發展機會，未能成長出成熟的產業化經驗，但卻也留出了巨大的發展空間，最終在渠道變革中找到機遇，開始飛速發展。

總結其關鍵：一是渠道變革紅利，以及龐大市場所帶來的驅動；二是率先擁抱互聯網時代，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廠商普遍構建出了一套更適應目前游戲產業發展趨勢的項目管理體系和成本收益結構；三是殘酷競爭使中國的游戲廠商在商業模式層面進行了大量創新，跑出了很多獨一無二的打法。

但這些優勢背后，也不是沒有問題存在。

首先，由于競爭過于激烈，中國游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非常癡迷于數值策劃，不僅熱衷于引導玩家消耗更多時間，還有著全世界最成熟的引導付費系統。但過猶不及，作為一種娛樂項目，過分強調付費引導，有可能走向竭澤而漁。

其次，中國游戲產業實際上缺乏上游如各類游戲引擎、渲染技術的核心技術，從人才到公司都缺，這是很可能會對中國游戲未來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同時中國游戲也缺乏像Steam這樣的平臺節點，對除了手游以外的傳統領域的產業影響力依然有限。中國游戲產業想要真正占據價值鏈更加上游的位置，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一輛汽車的身上來感受一下工業軟件到底是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一輛汽車的誕生，是從CAD（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開始的。當汽車公司決定生產一款新的車型，便會下達一份設計任務書，隨即根據任務書設計草圖。草圖一旦通過，造型師便直接利用CAD軟件開始設計車身形狀，輸出車輛的三維幾何模型。另一種設計方式也和CAD軟件相關，造型師們會用油泥制造一個車身模型，然后對這個模型進行測量，最后利用CAD軟件結合實際的測量結果生成三維幾何模型。有了三維模型，設計師們則可以利用多種CAE軟件（計算機輔助工程）來對車身進行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分析車身的空氣動力學、人體工程學、結構強度等指標。車身上的每一條弧線的弧度、擋風玻璃的傾斜角度等參數都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都是依靠CAD、CAE軟件計算出的結果。

CAD、CAE就是工業軟件家族里頗為典型的兩類軟件，而工業軟件是一個龐大而繁雜的體系。根據其所在的環節劃分，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研發設計，包括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工程、計算機輔助工藝規劃（CAPP）、產品數據管理（PDM）、產品生命周期管理（PLM）、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等。第二類，生產制造，包括可編程序邏輯控制器（PLC）、分布式數控（DNC）、集散式控制系統（DCS）、數據采集與監控系統（SCADA）、高級計劃與排程（APS）、環境管理體系（EMS）、制造執行系統（MES）等。第三類，運維服務類，包括應用性能管理（APM）、維護維修運行（MRO）管理、故障預測與健康管理（PHM）等。第四類，經營管理類，包括企業資源計劃（ERP）、項目管理（PM）、供應鏈管理（SCM）、客戶關系管理（CRM）、人力資源管理（HRM）、企業資產管理（EAM）、知識管理（KM）等。

實際上，由于工業軟件的體系過于龐大，目前業內對工業軟件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缺乏標準化的描述——根據工信部和業內人士的共識，我們只能說，工業軟件是工業技術軟件化的成果。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第五研究所《工業技術軟件化研究報告》所言，工業技術軟件化是一種充分利用軟件技術，實現工業技術/知識的持續積累、系統轉化、集智應用、泛在部署的培育和發展的過程，其成果是產出工業軟件，推動工業進步。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工業軟件實際上是利用軟件技術實現對工業技術、知識、流程的永久固定和隨時復用。舉一個較為膚淺的例子以便于理解，在工業軟件出現之前，操縱機床加工金屬的技藝往往掌握在以“老師傅”為代表的高級技工手中，多年積累的工藝知識只能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教授給下一代的年輕工人。而工業軟件出現后，一個普通人經過短期的培訓就可以在工業軟件的輔助下，利用數控機床制造出精確程度不輸給老師傅的金屬器件。

根據《中國工業軟件白皮書》的歸納，具備以下兩個要素的軟件即可視為工業軟件：第一，軟件中的技術、知識以工業內容為主；第二，軟件最終的作用是直接為工業過程和產品增加更多價值。因此，諸如Office、PS、微信、Windows操作系統等通用軟件雖然可以在某些場合滿足工業生產環節里的某些功能，但并不屬于工業軟件。

基于上述內容，筆者個人對工業軟件的“定義”是：工業軟件是對先前工業知識與技術的總結與存檔，使之前無形的知識、技術變成可以長期多次復用的“工業工具”和“效率倍增器”——這些知識和技術既可以是設計環節里的靈感，也可以是制造環節中的工藝，還可以是管理層面的經驗。

從發展史上來看，工業軟件起源于20世紀60—70年代，當時積極研發工業軟件的力量幾乎都是歐美軍工巨頭：洛克希德、波音、達索、NASA。工業軟件發端于這些航空航天企業或機構，正是因為這些實體代表了那個年代工業的最高水準，也因為這些實體生產的都是超音速戰斗機、大型噴氣式飛機、導彈、火箭之類的復雜產品，它們尤其需要工業軟件來幫助進行產品的研發。

以高鐵為例，高鐵列車在行駛中會受到極其復雜的空氣動力學影響——除了迎面的空氣阻力，還有因為高速行駛帶來的升力、橫向力以及各種方向的力矩。除此之外，高鐵列車通過隧道時還會遭遇強烈的隧道壓力波，兩列高鐵列車會車時也會產生強烈的壓力波——高鐵的空氣動力學問題甚至可能比飛機更復雜。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科學合理地設計高鐵列車的車頭造型——不僅要滿足美學上的偏好，也要滿足科學上的要求。這就必須使用計算機輔助工程軟件來進行仿真分析，計算不同車頭設計的空氣動力學效果。

筆者認為，工業發展水平和工業軟件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高等級的工業發展水平催生了工業軟件的需求，發達的工業軟件促進了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越是高端的制造業，越能刺激工業軟件的發展，也越需要工業軟件。畢竟，工業軟件，是設計、制造頂級工業品的基礎。

中國工業軟件仍舊存在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其一是“品類不全”，管理類工業軟件已經接近世界先進水準，但設計和工程軟件則幾乎是空白。其二是“有點無面”，只在某些單點技術上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沒有領先的通用工業軟件。

另外，中國目前95%的研發設計類工業軟件仍舊依賴進口。國產設計軟件只能滿足一些工業機理簡單、系統功能單一、行業復雜度較低的領域——國產CAD軟件主要用在模具、家具家電、通用機械、電子電器等行業。

隨著最近幾年我國開始重視工業軟件發展，加大對工業軟件的投資力度和研發強度，中國工業軟件發展迅速，一部分核心軟件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擁有了一系列自主可控的工業軟件產品。根據歷史經驗，工業軟件水平實際是由工業水平決定的，工業軟件的發展和工業轉型同步。筆者認為，中國工業軟件之所以會存在“品類不全”“有點無面”的問題，根源在于中國工業的發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先進國家。

從CAD和CAE軟件來看，全球市場規模在86億美元以上，60%以上的市場都被法國達索、德國西門子、美國參數技術3家控制，中國市場僅占7.3億美元。即便在國內市場，95%的市場份額也被這3家和美國Autodesk控制。更不容樂觀的是，國產CAD軟件目前仍停留在2D領域，且即便是2D，國產化率也只有11%，主要應用在建筑、機械之類的中低端制造業。而諸如達索、西門子之類的高端CAD軟件則都已經邁入了3D時代，被廣泛應用在醫療設備、高端儀器的制造上。CAE軟件方面，全球市場規模81億美元，仍然主要由西門子、達索、ANSYS等海外廠商控制，國產化率不足5%。

在筆者個人看來，中國工業軟件目前的局面仍然不容樂觀。國產廠商在CAD和CAE軟件的缺位只是表面，深層次的因素是中國制造業繼續轉型升級的客觀現實——中國占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制造業產能，但中國工業軟件市場只占全球工業軟件市場不足10%的比重，這種“不匹配”，恰恰說明絕大多數中國制造業企業仍舊從事的是較為低端的制造工作，還沒有發展到需要運用工業軟件幫助生產的階段。

華為的任正非在談及芯片問題的時候說：搞芯片砸錢是不行的，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中國要踏踏實實在數學、物理、化學、神經學、腦科學各個方面努力，我們才能在這個世界上站起來。這段話放在工業軟件也是說得通的——高端工業軟件是工業技術和知識的凝結，而工業技術和知識的底層則是數學和物理學——中國企業不重視基礎研究，也就無法獲得適合工業軟件成長的土壤。

安卓的研發始于2005年前后，2007年對外公開，2011年才取代了老邁的塞班系統，變成了主流操作系統。在這13年的發展過程中，安卓系統進行了多次迭代。每一次迭代都解決了之前的不少問題，每一次迭代都讓安卓的性能更加強大。到今天，安卓系統上的App已經足夠豐富，手機市場上一切主流、非主流的App幾乎都支持安卓系統。更何況，現在市場上還有更早發布、更成功、體驗也不差的iOS，鴻蒙想要在手機上超越iOS同樣也是難如登天。2020年才發布的鴻蒙，要靠什么才能在現在的手機市場上獲得和安卓、蘋果一樣的生態呢？靠信仰嗎？

所以，鴻蒙哪怕僅僅是“想”成為“第二個安卓”，都等于走向了注定失敗的結果。鴻蒙如果想要成功，就不能再走別人走過的路。鴻蒙當然要把超越安卓作為自己的目標，但超越安卓并不代表需要成為“第二個安卓”。畢竟，“取而代之”的游戲，哪里有“開天辟地”有意思？鴻蒙當然沒有走別人的路。

鴻蒙是一個屬于2025年的產品，它本應該屬于下一個10年。眾所周知，安卓和iOS系統都是2010年前就已經開發出來的系統，哪怕它們現在已經經過無數次的迭代改進，哪怕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終端都是搭載著或安卓或蘋果的系統，但是它們骨子里的底層邏輯其實還是為了4G網絡時代的終端和App而設計的系統，更直接一點，它們是為了手機而設計的。最簡單的問題就是：一臺蘋果手機和一臺蘋果電腦，兩者之間如何實現深度的數據、資源甚至硬件共享？它們的操作系統在設計之初是否考慮過要實現這種共享？這里的共享指的不是“隔空傳送”這樣簡單的文件傳輸，而是更加深度、更加具有想象力的共享。

在開發iOS和安卓的那個年代，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許多設備還只是實驗室里的樣品，甚至只是論文里的一個概念和假設。安卓和iOS雖然靠先發優勢獲得了豐富的生態，但也因為先發吃了大虧——硬件的發展太快了，新的場景太多了，老系統已經跟不上了。今天的很多平板、手表和車機的操作系統則大多都是從安卓和iOS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特化產品（LiteOS和Android Auto）——純正的安卓和iOS其實并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些后來才出現的硬件。這種現象連蘋果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初代iPad直接裝iPhone OS系統，后來改成了iOS，現在又變成了IpadOS。面向那個年代的系統，終究是滿足不了未來一個時代的需求。但鴻蒙不一樣，鴻蒙屬于“后生可畏”。鴻蒙誕生的時候，世界已經見到了5G的黎明，“萬物互聯”已經成為一個老生常談的技術方向，“打造全平臺適配的系統”早就成了基本共識。后浪總是會把前浪拍死在沙灘上，倒也不是因為前浪不行，只是因為后來者居上。

在了解鴻蒙系統為什么能夠扛起“面向未來”這面大旗之前，我們要了解一些關于手機操作系統的基本知識。我們經常會聽到人們說：“我手機內存不夠了，我要把原來的照片刪掉”或者“我的手機內存只有128G，想換一個256G的高端機”。然而，此“內存”非彼“內存”。上面一句話里的“內存”，只是內置存儲器的中文簡稱，功能上相當于電腦里的硬盤空間，一般也被稱為機身內存或者ROM（readonly memory，只讀存儲器），它能夠長期保存數據，就算斷了電，重新啟動后數據仍然保留。而真正的“內存”，也就是相當于電腦內存條一樣的東西，一般被稱為運行內存或者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隨機存取存儲器）。RAM是沒辦法長期保存數據的，一旦斷電，上面的數據就會立刻消失。操作系統也是軟件，操作系統也是要占用ROM和RAM的。并且，一款操作系統占用的ROM和RAM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如果手機是一個人，那么ROM就是他的書柜，RAM就是他的辦公桌。每天下班（關機）之后，他會清理干凈桌面（RAM），但絕對不會同時把書柜里（ROM）的資料也給清空。蘋果手機的iOS系統，一般占據5～10G的手機儲存空間。購買一款64G儲存空間的手機，去掉操作系統所占的空間，實際上往往只有50多G的容量來存放自己的照片、音樂和App。這一點，安卓機的情況也大差不差。早期的安卓系統就像是一個邋遢的上班族，工作中的草稿、吃剩下的外賣盒子（垃圾文件、緩存）都堆放在桌面上。當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時候，他就必須手忙腳亂地去清理桌面，為此耽誤了很多時間。

而iOS系統則像是一個講究的人，吃完外賣一定會順手把盒子丟進垃圾桶（自動清除緩存和垃圾文件），免得占用桌面的空間。這也就是為什么早期安卓系統用了半年之后就開始瘋狂卡頓的原因。不過，現在的安卓也講究了，也能吃完東西隨手收拾（清理垃圾文件）。處理速度已經和iOS不相上下。但不論是“不講究”的安卓還是“講究”的蘋果，它們的桌面（RAM）上都會擺放一些永遠不動的東西（操作系統的“基本功能”），而這些東西，也會占據一定的桌面空間。這種把所有重要的東西都放在辦公桌上的方式，就是所謂的“宏內核”——在宏內核的操作系統中，重要的基本功能被集中在一起。這樣的好處是想用什么伸手就可以拿，調用速度非常快。壞處則是如果有一個東西出了故障，別的東西也會遭殃——就像是辦公桌上的水杯倒了，電腦和重要文件都可能被打濕。

鴻蒙和它們完全不同，因為鴻蒙是微內核操作系統。如果說iOS是個比較講究的正常人，那么鴻蒙就是一個有潔癖超級完美主義者——在它的桌面上，只允許有一臺不超過13英寸的筆記本電腦。和宏內核相反，微內核系統的內核非常簡單。它只保留最基本的功能，其他的功能全部分散，需要調用的時候再啟動。因此，微內核的操作系統僅僅占用極少量的RAM。對于不少手機來說，標明6G的RAM因為使用了宏內核的操作系統，實際的RAM往往只有3G。但如果是微內核系統，可用的RAM則會在5.5G左右。

同樣的額定RAM，微內核卻能夠保留更多的可用空間，也就能節省下更多的計算能力。從理論上來說，不考慮鏡頭、外觀和屏幕分辨率，微內核能夠用較為低端的配置，實現較為高級的體驗。但令人意外的是，現實應用中，微內核系統的效率卻往往低于宏內核。形象來說：宏內核在辦公桌前吃完飯，丟了飯盒就能抄起電腦繼續工作；但微內核因為只在辦公桌上保留了電腦，吃飯要到樓下食堂，吃完了才能上來工作。這就是微內核的一大弊端——應用程序和內核處于隔離狀態，不同模塊之間的通信往往需要內核來“搭橋”。具體表現就是：宏內核一點就開，微內核總是慢半拍。好在，根據華為在開發者大會上所公布的數據，鴻蒙系統的效率比國外的QNX系統和Fuchisia系統高3～5倍。

這就相當于讓鴻蒙從一個潔癖患者變成一個有閃電俠能力的潔癖患者。雖然內核和應用程序之間隔了一段距離，但只要調用得足夠快，體驗上就仍然不卡——據悉，鴻蒙系統的響應延遲降低了25.7%，時延波動下降了55.6%。在結合5G的情況下，延遲問題可以進一步降低。這將讓鴻蒙系統在工業和交通領域非常有前景。

模塊化”是鴻蒙系統的另一大特色——“連接一切可能”，是華為對于鴻蒙系統的期待。這份期待背后折射的是華為的野心：一切能裝系統的地方，都可能會裝上鴻蒙系統；一切裝載鴻蒙系統的設備，都會彼此連接。Windows對應X86 PC，iOS對應蘋果手機，在4G時代，系統和硬件之間大多是“一個蘿卜一個坑”。這就是隔閡，這就是影響生產力的重大障礙。鴻蒙系統的愿望，就是要顛覆這種煩瑣復雜的操作，實現多個終端的和諧共處——而和諧，Harmony，正是鴻蒙系統的英文名。

2019年9月10日華為EMUI 11系統的發布會后，不少科技數碼博主都制作了關于EMUI的相關內容。其中被反復提及的正是EMUI所實現的手機和電腦之間的“互聯互通”——手機聊天里的圖片可以直接拖拽到電腦桌面上，在電腦上下載的電影也可以直接丟進手機的播放器之中。盡管演示中的電腦是Windows系統，手機使用的還是基于安卓的EMUI，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當鴻蒙出世之后，這一切只會變得更加順利。這就是微內核、模塊化、分布式架構所帶來的未來圖景。手機和電腦之間可以彼此自由調動對方的資源，攝像頭、鍵盤、桌面、屏幕、音響系統，成為一個個模塊——用鼠標鍵盤打《王者榮耀》的日子不遠了！

如果鴻蒙系統順利落地，那么以后的生活中將充滿各種“科幻場景”：搭載了鴻蒙系統的智能鏡子和手機互聯，早上刷牙的時候可以順便在鏡子上瀏覽當天的新聞。需要在高鐵上寫報告但電腦沒有網絡，就把手機和電腦相連，電腦直接調用手機的瀏覽器、微信等各種App。需要參加視頻會議，就直接將手機和電視相連，手機調用電視的屏幕、音響和攝像頭。

今天，攔在鴻蒙面前的最大阻礙，主要還是安卓和蘋果用10年時間構筑的超級生態。如果鴻蒙系統無法構建自己的生態圈，那么最終仍舊會走向失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一場不同操作系統之間的生死斗。雙方爭奪的是成千上萬的程序開發者。新生的鴻蒙如果想在這場決斗中幸存，就需要讓開發者們有簡單方便的方式來編寫適合鴻蒙的App或者把原來的App移植到鴻蒙系統中來。

和鴻蒙系統一起面世的“方舟編譯器”就是這場生死斗里華為使用的武器。程序員在編程的時候，使用的語言五花八門。但對于各種硬件來說，它們只聽得懂0和1。因此，如果要讓硬件看懂程序員的命令，就需要編譯器來作為翻譯，將“程序語言”轉化成“機器語言”。

這里就出現了兩種翻譯方式。一種是“同聲傳譯”，也就是程序給出一個指令，編譯器就翻譯一句給機器。但這樣的翻譯方式效率比較低，準確度也很低。另一種是“一次性翻譯”，也就是在系統中安裝一個“虛擬機”，在程序安裝或者系統空閑的時候，一次性把所有代碼全部翻譯完成。這樣的效率很高，但安裝時間比較長。

一般來說，這兩種方式都能滿足使用需求。但遇到“復雜動態語義”，事情就麻煩了。

靜態語義錯誤的情況下，當你說錯了一句話，編譯器會直接告訴你：你寫的不是中文。但如果出現了“動態語義錯誤”，傳統編譯器則會告訴你：你寫的確實是中文，但是中國人也不知道你想表達什么。在安卓系統內，傳統的編譯器就像是一個不太熟練的翻譯，有時候很難把復雜的動態語義轉換成“機器語言”，所以不少安卓機在系統內都設置一個“虛擬機”來進行模擬。

方舟編譯器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個問題。開發團隊把方舟編譯器調教成了一個身經百戰的老翻譯官，極大地提高了跨語言編譯情況下的精度。所以，有了方舟編譯器的加持，鴻蒙系統對于開發者而言就更加友好了。方舟編譯開發難度大大降低，程序員們只管寫，翻譯不出來“算我”輸。根據華為消費業務CEO余承東所說：使用方舟編譯器，一款安卓應用僅需3天就可以轉換為鴻蒙應用。

蒙系統的幾種“超能力”已經顯現出來了。微內核，節省了算力，降低了硬件門檻，讓低端硬件也能產生高級體驗（言外之意：智能家居、車載計算機等不需要頂級芯片的設備也可以實現流暢體驗）。分布式，打通了不同終端，讓數據可以自由流動，硬件之間可以彼此相互調動（言外之意：電視、電腦、手機、車機、平板將實現“深度共享”，這種共享甚至可以是硬件級的）。方舟編譯器，能讓各種語言編寫的程序適配鴻蒙系統。

對鴻蒙來說，手機真的只是它的一個平臺而已，鴻蒙要的是全局。

就只做一件事：賣衣服。

雖然“賣衣服”已經是一個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行業，但這家神秘的公司偏偏就是把它做到了極致——投資圈里有句話說得好：“中國所有行業都應該重新做一遍”——不管這句話是否正確，但它的的確確在全球尺度上重新定義了“賣衣服”這件事。這家公司的名字叫SHEIN（希音），總部位于江蘇南京，人們對它的評價很直白——“北美拼多多”。

“有毒”“上癮”“停不下來”……SHEIN正在用一種中國人很熟悉的方式，在太平洋的那頭收割著新鮮的美國“韭菜”。歐美市場對它的評價是“Shein is the future of fast fashion.（希音是快時尚的未來。）”

俗話說得好，“人紅是非多”。網絡時代的輿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所有人都說你好，不一定代表你火了。但如果有人開始罵你，那你八成是真的火了。這說明你不僅有粉了，甚至還有了很多黑粉。SHEIN有多火？火到它已經開始挨罵了。如果要我作類比的話，歐美人對于SHEIN的批評烈度，約等于中國人對于拼多多的批評烈度。

某種意義上，它倆可能真的算是“近親”——中國人怎么批評拼多多，歐美人就怎么批評SHEIN。一些中國人對拼多多的印象是：低端、廉價、劣質。巧了，不少歐美消費者也是這么看SHEIN的。一些中國人覺得拼多多的用戶都是些低學歷、低收入、貪小便宜的小市民，巧了，不少歐美人士也覺得SHEIN用戶都是只圖便宜、沒有格局的小屁孩兒。這么一來，說SHEIN是“北美拼多多”一點也不為過——不僅挨罵的烈度不相上下，而且被扣上的罵名也大差不差。

然而，罵聲越大，越能說明一個事實：拼多多和SHEIN是真的火。SHEIN的經營數據，佐證了這個觀點。2017年1月，SHEIN在美國的月活躍用戶總計只有49萬人；2019年1月，這個數字變成了112萬人；2020年1月份，全美SHEIN月活躍用戶變成了288萬人；2021年1月，SHEIN在美國的月活超過了750萬人。注意到了嗎？每一年的數據幾乎都在上一年的基礎上翻倍。和活躍用戶數一起增長的，是SHEIN的成交額。2017年，SHEIN的銷售額只有10億美元；2018年，這個數字成了20億美元；2019年，這個數字成了50億美元；2020年，SHEIN的銷售額突破了100億美元。同樣，每一年的數據幾乎都在上一年的基礎上翻倍。

即便是再怎么看不上SHEIN的人，也無法否認SHEIN在商業市場上的名利雙收。全球有1000多萬用戶在為SHEIN達成100億美元銷售額而買單，平均每10分鐘就有一個網紅在YouTube上更新有關SHEIN的穿搭視頻。根據美國派杰投資公司的調查，SHEIN在西方精致女孩的心目中排行第一，而這個榜單的第三名，則是被很多中國“一線城市中產階級”奉為“戰袍”的Lululemon。

SHEIN的主營業務是賣服裝，更精確一點，應該叫“快時尚”。不要覺得這些東西距離我們很遠——中國一、二、三線城市中，絕大多數商場的核心店鋪都被各種“快時尚”企業占據著。

這個行業的“祖師爺”是西班牙的ZARA。ZARA當年做的事兒很簡單——讓買不起PRADA的人也能穿上有PRADA味兒的衣服——專業點來說，快時尚的價值就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將最新的潮流服裝設計投入生產，并以較低的價格向市場推廣。

所以，快時尚的消費者要的根本不是衣服，而是“當前流行趨勢和格調滿足后的快感”。這種消費心態，給企業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第一，必須要夠便宜，因為本來瞄準的就是那些“沒錢又講究”的消費者。第二，必須要夠快，因為消費者追求的就是潮流，慢了就被別人搶走了。第三，必須要多樣，因為必須要給消費者足夠多的選擇。ZARA當年的套路非常“野”——LV、PRADA之類的頂級品牌時裝發布會結束之后，ZARA直接就把別人的設計抄過來，然后立刻開始生產。

最多只要3個星期，ZARA的服裝就會從工廠生產出來，然后在48小時內，這些衣服就會出現在商店里。而傳統時尚服裝品牌走完這個周期往往需要半年時間。SHEIN出現之前，ZARA以及后來發展起來的瑞典H&M在這3個指標上做得無可挑剔，一度稱霸全球快時尚市場20年。然后，SHEIN就來了。SHEIN把這行業徹底玩明白了，“便宜、迅速、多樣”，這3個指標都被玩到了一個難以逾越的新高度。

以歐洲的收入水平來看，歐洲本土的ZARA和H&M已經把價格做到了一個非常親民的水平了。ZARA的老家西班牙，人均年收入在歐洲屬于中等，大約是2.7萬歐元，平均每月2250歐元。ZARA平均價格35.9歐元，最經常看見的價格是39.9歐元，H&M的平均價格26.2歐元，最經常看見的價格是19.9歐元。ZARA外套衛衣（hoodies）超過70%的價格都在35美元以上，H&M則有近80%集中在20～35美元區間。

按道理，這個價格已經算是很便宜了，估計歐洲人自己也感覺“差不多得了”，反正這么多年也都是這么過來的，早就便宜慣了。但是沒想到，SHEIN來了，SHEIN上來就一套“軍體拳”，把價格打到了個位數。設計不相上下，質量大差不差，價格只有你的三分之一，而且常年搞活動，動不動打折打到只要幾分錢的地步……天天在免費的邊緣瘋狂試探，這讓別人還怎么玩？！僅僅做到價格低，對SHEIN來說還不算結束，它甚至還有一套專門的程序幫你省錢——用30美元以下的預算，就能配置好一身的行頭。在SHEIN上面花280美元，它能自動幫你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方案，然后把所有的衣服發到你家。

快時尚品牌必須更新得足夠快——當年的ZARA作為行業標桿，更新頻率是一星期兩次，每年總計會推出2.5萬款新產品。但SHEIN出現之后，一切都改變了——SHEIN每天都會推出700～1000種新的產品，每星期更新大約5萬款新產品。因此，業內其實都對ZARA的未來表示悲觀。ZARA并沒有做錯什么，它只是面對了SHEIN這樣一個來自未來的對手。

在傳統的模式下，ZARA和H&M已經做到了極致，沒有人能比它們更快了。但以SHEIN為代表的“快時尚2.0”企業卻從根本上對ZARA們形成了碾壓——業內很多人都認為“快時尚零售”已經不足夠形容SHEIN了，SHEIN應該被歸為“實時零售”。

SHEIN的戰術其實也很簡單：現在大家都用手機了，那我就直接從App上搜集用戶數據，分析出用戶的偏好，然后在72小時之內完成設計；設計完成后，我立刻安排生產，但每個款式我就只生產100件甚至幾十件。不為別的，就只是看看市場反應如何；最后，如果某個款式成了TikTok上的爆款，我就立刻擴大生產，而那些沒有成功的款式，我直接放棄。

從開始設計到第一筆交易，傳統品牌需要半年，ZARA需要20天，而SHEIN可能只需要5天時間。另外，SHEIN幾乎沒有實體門店，銷售幾乎全部來自網絡。所以，就算把跨國快遞的時間算上，SHEIN產品從開始設計到最后消費者穿在身上，中間最多只需要14天左右——換成ZARA，現在可能才剛剛設計完成。

SHEIN能做這么大，主要靠兩個因素：一是靠珠三角的那些“幽靈工廠”，二是靠海外抖音TikTok。前者決定了SHEIN的供應鏈，是SHEIN低價和迅速更新的保證；后者決定了SHEIN的渠道，是SHEIN能火的關鍵。

先來說說“幽靈工廠”。簡單來講，因為有“幽靈工廠”的存在，SHEIN才能把服裝生產搞成“點外賣”，所以它才可以做到“足夠便宜、足夠快”。SHEIN能撼動ZARA和H&M的地位，恰似美團、餓了么挖了傳統餐飲行業的墻腳。在外賣行業里，除了有名有姓有門面的正牌餐館，還有大量的“幽靈廚房”——臨街的一個大門面，大門敞開，沒有招牌、沒有菜單，也沒有服務員。你只能看到里面有廚師在炒菜，有幫工在切肉摘菜，但大廳里沒有桌椅板凳，只有小山一樣堆起來的包裝盒以及一次性餐具。

這種幽靈廚房基本不接待上門的堂食客人，只接受來自各種外賣的平臺訂單。外賣的優點，就是靈活機動。這種靈活性的物質基礎是外賣平臺App——店家在上面能看到訂單，騎手能看到派單，消費者能看到產品。本質上來說，外賣平臺App其實是一個多方參與的訂單管理平臺。

SHEIN不同于中國所有服裝企業的地方就在于此，它開發了一整套屬于自己的軟件，在珠三角地區建設了一個這樣的“外賣平臺”——SHEIN以保證市場銷量為前提，給那些用傳統管理軟件的服裝廠安利了SHEIN自己搞的訂單系統，還教它們怎么讓這套系統發揮出最大作用。而如果你想成為SHEIN的供應商，那么你必須安裝SHEIN的訂單管理軟件。

于是乎，SHEIN自己就成了顧客，珠三角方圓數百千米內的數千家服裝廠就成了它的“外賣商家”。珠三角地區，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服裝廠都是SHEIN的“幽靈工廠”——當SHEIN需要快速生產某種服裝的時候，它只需要像我們在美團、餓了么上面點外賣一樣指派一家工廠生產就可以了。對工廠來說，它們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要按照SHEIN訂單上的數量生產好然后發貨即可。小工廠最怕訂單不穩定，而SHEIN幾乎把這些小工廠“包養”了，給它們保證了訂單量，再根據數據分析，精確生產數量，減少了堆積滯銷的風險。

抖音的海外版本TikTok，是幫助SHEIN成功的另外一個因素。作為一款常年盤踞在歐美手機下載量第一名寶座上的App，TikTok早就已經牢牢控制了人們的注意力。TikTok作為SHEIN主要的廣告投放渠道，搭載著SHEIN殺遍全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全美的TikTok用戶里有62%都是10～29歲的兒童、少年和青年人。這些人每天都要花費50分鐘以上的時間來看TikTok上的內容。

年輕人喜歡快時尚，年輕人喜歡看TikTok，所以TikTok就成了SHEIN的主要投放渠道。其他占據歐美年輕人時間的App，不論是Instagram還是Facebook，SHEIN也都在上面布局。

在這個方面，SHEIN給錢也毫不含糊，只要是稍微有幾萬粉絲的網紅，SHEIN照單全收。SHEIN進軍印度的時候，一次性就談好了2000個網紅的合作；進軍美國的時候，同樣的套路，也在美國招募了數千名網紅進行合作。SHEIN進入印度市場時策劃了一個大學網紅推廣項目——你可以理解為讓校花們先穿起來，然后再帶動其他印度年輕人。

而根據SHEIN的合作模式，它對網紅的基本要求是：在TikTok平臺上有15萬以上的粉絲。粗略計算一下，在人口只有3億的美國，知道SHEIN品牌的人可能已經達到了1億。最新的情況是，SHEIN已經把中國“網紅直播賣貨”的這套手藝全套照搬到了歐美。這套路，簡直就是中國網紅經濟的美國翻版。一邊是“點外賣”式的“柔性供應鏈”，一邊是新興社交媒體上的高強度傳播，SHEIN在歐美市場的成功不是沒理由的——以前是copy to China（復制到中國），現在是copy from China（從中國復制），畢竟，技術和思路，總是會從高水平的一端流向低水平的一端。

SHEIN在歐美市場上也遭遇了大量的批評。歐美市場對SHEIN最重要的指控就是“抄襲”和“過度消費”。2021年，一個名叫瑪利亞瑪·迪亞洛（Mariama Diallo）的藝術家在Twitter（推特）上發文表示：SHEIN以100%照搬的方式剽竊了她的服裝設計創意。在Diallo之后，另一個叫Reclamare Ph的設計機構也在網上表示SHEIN抄襲了它的服裝，并號召粉絲抵制SHEIN。另一家名為Sincerely Ria的品牌，也表示SHEIN不久之前抄襲了他們的連衣裙設計。

不過，被指控“抄襲”似乎已經成為快時尚企業必須經過的一步：ZARA、優衣庫都是這么一路被批評過來的……全球范圍內，你很難找到一個完全能夠免疫“抄襲”指控的快時尚企業。另一個針對SHEIN的指控則是“過度消費”——一個叫Michkeenah的推特網友的言論被很多媒體采納——他認為快時尚行業并非靠著那些在別處買不起衣服的人撐著，而是靠著那些純粹仗著自己有錢而過度消費的人撐著，真正撐起SHEIN的人，其實是那些為了和網紅保持一致而在SHEIN上花2000元賣衣服的人。

不過在我看來，這些指控都是皮毛而已。因為不論是“抄襲”還是“過度消費”，都已經是歐美市場上炒作多年的老話題了，每一個新品牌、每一款新產品的誕生，幾乎都會面臨類似的爭論。如果你看關于SHEIN的東西夠多，你就會發現，某些媒體甚至認為那些網紅發的SHEIN服裝試穿視頻會導致地球毀滅——沒有最離譜，只有更離譜。

在筆者看來，SHEIN是其內部出了問題。SHEIN所面臨的本質問題是：在互聯網技術的幫助下，SHEIN似乎正在向著過去那個“低價占領市場”的時代加速倒退。作為一家快時尚企業，SHEIN雖然靠著互聯網技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超低價格、超多品類、超快更新”三大優勢，但這三大優勢的最后落實卻還是靠著珠三角地區的密集勞動力。

為SHEIN勞動確實給很多人帶來了財富和收入，改善了那些從湖南、湖北、四川背井離鄉而來的打工人的生活。技術好的話，每個月工資可以破萬，比很多白領的收入都要高。

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萬元工資的背后，卻是巨量的勞動。按照當前市場上的主流趨勢，以一件外套來看，負責衣領的工人縫制一個衣領能賺4元錢，普通工人每天只能縫制30～40個衣領，一天就是120～160元的收入，一個月最多也就5000元左右。

這也就意味著，服裝廠工人如果想取得高收入，不僅要練熟技術，還需要長時間勞動——往往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這不論是對身體還是心理都是一種摧殘。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SHEIN可能正在走一條“產業降級”的道路——沒錯，利用互聯思維和技術，SHEIN的確是打造出了成百上千個“幽靈工廠”，在珠三角地區編織了一個非常靈巧的生產網絡，但從實際生產過程來看，SHEIN并沒有帶來生產技術的革新，反而更加追求低價格。

類似的事情，我們見過太多太多：外賣、滴滴、快遞……互聯網思維和技術的大規模應用確實提高了生活的效率，但這種效率上的提升在最終落實階段依舊是靠著人力。SHEIN的銷量與熱度是真實的，但它的問題也是真的。在筆者看來，SHEIN是一個奇妙的個體，它有著2020年最先進的大腦和神經，但卻長著80年代的骨骼和肌肉——一個浸透了互聯網思維的企業，卻仍舊在使用大工業時代的生產方式。或許這就是我們需要進行產業升級的理由。這種現象的存在，也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我們：中國制造業的進步，應當永遠在路上。

美國想要從字節跳動手里搶走的，到底是什么？先給出我們的答案：不只是所謂的“算法”問題，而是數據+獲取數據的能力。關于為什么爭奪的焦點并不是字節跳動所備受推崇的算法問題，我們后面再談。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一件事：算法是什么。算法和程序，是兩個概念。簡單來說，算法就是“解題思路”，而程序，則負責把這個解題思路，翻譯成計算機能聽懂并執行的命令。

我們平時用來寫程序的各種語言C++、Java、Python，就相當于英語、法語、溫州話。但不管你用什么話來敘述一道題目，1+1=2是不會變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以一道簡單的數學題來說，已知兩個條件：a+b+c=1000，a2+b2=c2，求：a、b、c的所有自然數解。

題目不重要，我們有兩種方法來解這道題。第一種，列舉法，我把每一種可能性都列一遍，然后代入等式看是否成立。B站有一個Up主做過實驗，這個算法在他的電腦上，跑出最終結果，用時共計1055秒，約合17.58分鐘。如果你是人肉計算，可能要算到明天早上。

第二種，把c替換表示為“1000-a-b”的形式，然后代入等式求解；同樣是這位B站Up主，第二種算法在他的電腦上，跑出結果的最終用時是：1秒鐘。算法二是算法一的千分之一。

通常更好的算法，解決問題的效率更高，同時解決問題時所占用的資源更少。好算法如同“計算機界的袁隆平”，我一畝地上長出的糧食可以養活1000個人，你一畝地只能種出10斤糧食，可能連10個人都養不活，這就是公司之間的技術差距。摩爾定律我們耳熟能詳：每塊芯片上晶體管的數量每兩年就會翻一倍，這使得電腦運行更快速，儲存空間更大。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驅動各類系統的算法也進步了——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在很多領域，算法所帶來的進步，甚至超過了芯片所帶來的進步。

站在這個角度，算法層面的優勢，可以很直觀地轉化為一家商業公司的成本優勢，這背后有驚人的商業價值。如果一家芯片公司可以估值超過1500億美元，一家在算法領域優勢巨大的公司為什么不可以？問題僅僅在于，字節跳動的算法真的領先到了獨步天下的這個程度了嗎？不用疑問，我們現在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在人工智能領域，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算法能夠領先到這個程度。也因此，美國人要搶的武林絕學，并不只是這套算法。

和普通人想象中不一樣，字節跳動所依托的個性化推薦算法的基礎架構，十來年前就是成熟的，這套基礎架構從某種程度上講毫無秘密可言。無論是頭條、百度、谷歌，在中國、美國、歐洲、東南亞……幾乎所有企業的個性化推薦系統底層的基礎都差不多，甚至有相當多著名的基礎算法，本身就是開源的。這種成熟，和兩家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公司有關，一是亞馬遜，二是Netflix。這二者對每一個推薦系統從業者，包括張一鳴，都影響至深。1998年，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決定通過算法，讓計算機自動為顧客推薦相關圖書。亞馬遜將人類推薦和計算機推薦所創造的業績數據進行了對比，結果發現：人類慘敗。

計算機智能推薦的業績，一度占到了亞馬遜總體業績的35%左右。亞馬遜成為個性化推薦算法與商業化應用最成功的早期案例。2006年10月2日，Netflix宣布了一場徹底改變個性化推薦技術格局的算法大賽：Netflix Prize算法大賽。這次比賽，Netflix公開征集電影推薦系統的最佳算法，并承諾，第一個能把Netflix原有推薦系統Cinematch準確率提高10%的參賽者，將獲得100萬美元的獎金。那一年，北京的房價，還只有8000元/平方米。100萬美元，你甚至可以在北京市中心買個1000平方米的豪宅，大小相當于兩個半標準籃球場。這個競賽后來被稱為Netflix百萬美元競賽，吸引了全世界186個國家、超過4萬個參賽團隊參賽，大量經典算法在這次大賽中被開發出來，Netflix接過了亞馬遜手中的火炬，成為個性化推薦引擎商業化應用的又一個代表。

那一年張一鳴21歲，剛剛從南開大學畢業，進了旅游搜索網站酷訊，做垂直搜索編程。我們無法得知這次大賽是否在年輕的張一鳴心中種下了什么火種，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家公司都算得上“開宗立派之人”，在張一鳴后來的采訪和演講中，也反復提到過亞馬遜和Netflix。如今各大高校的推薦算法課程，都喜歡把互聯網分為3個時代：分類目錄時代、搜索引擎時代、個性化推薦時代。

分類目錄時代的巨頭是各大門戶網站，搜索引擎時代的代表是谷歌和百度，個性化推薦時代的代表，在今天看來，是字節跳動。在Netflix百萬美金大賽的6年后，2012年3月，字節跳動在知春路的一幢民宅里誕生。那時，市面上有相當多的新聞軟件，其中不乏巨頭，如騰訊新聞、網易新聞、搜狐新聞。所有新聞分發類的App，在應用端的呈現方式都相差無幾。

但同樣的外殼之下，今日頭條卻有著與其他對手迥然不同的底層邏輯和驅動力：AI。從某種程度上講，字節跳動一開始，根本就沒想做新聞。在那個主流還在招收移動端開發人才的年代，創立字節跳動時的張一鳴，招得最多的人，是機器學習算法工程師。他要做的，是一套人工智能領域最前沿的應用：個性化推薦引擎——不是圖片、段子、新聞，也不是短視頻，就是推薦引擎。但光有引擎是跑不起來的，總得把其他部件補全。底盤、車身、電氣設備……做輛整車出來，才能開上路。那構建什么樣的應用場景，分發什么內容才好呢？很簡單：試！

亞馬遜和Netflix能夠被載入史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都是個性化推薦系統商業化應用的進程上，無法繞開的重要節點。這里的關鍵詞，不是“個性化推薦”，而是“商業化”。在字節跳動創立的初期只有幾個工程師的情況下，張一鳴就和這個團隊一起做過數款App試水，這些App搭載同一套推薦系統，但分發的內容和應用場景各有不同，目的就是要找到市場反響最好的應用場景。后來，從這十幾個App里跑出來的，是搞笑囧圖和內涵段子。這兩個當家App和其他試水的App，又共同支撐起了最初的今日頭條

個性化推薦系統一般分3個部分：特征、函數模型、目標。鋅財經創始人、前獵豹移動全球內容總監潘越飛回憶，獵豹當時和今日頭條是競爭對手，不同的是，頭條上來就用算法分析，而獵豹那時還在用人工推薦系統。那時頭條的人均使用時長是20分鐘，而獵豹的人均使用時長只有5分鐘。后來獵豹開始使用基于純熱點的推薦算法，人均時長增長到了10～15分鐘；使用了與頭條類似的個性化推薦算法之后，很快超過了20分鐘。獵豹后來花了三四個月，試圖進一步提升人均使用時長，但最終，這個數據定格在了30～35分鐘的區間，頭條這時的人均時長已經突破了40分鐘。

原因主要在于上述3個部分中的第一個部分：特征。要讓一套算法給用戶推薦最合適他們的內容，首先要讓算法理解這些內容是什么。機器對內容的理解越準確，后期做匹配時也就越精準，整個系統的成長性和可拓展性也就越高。潘越飛說，在初期階段，對于特征的理解，看不出太大的差異，大家跑得都很快。但越到后期，這種細節處理能力，就會慢慢凸顯出來，最終造成難以追回的差距。當今日頭條上了視頻的時候，它的人均時長一下子從40分鐘，提升到了1小時15分鐘。

“獵豹放棄了這個項目。”因為從圖文到視頻，幾乎又要重新做一套新的特征工程。這個工程量驚人的大，大家在評估之后發現：“做不到了。”但字節跳動不一樣。還記得嗎？字節跳動一開始的目標，是做一個“個性化推薦引擎”。金庸寫《倚天屠龍記》里說九陽神功，是“天下諸派內功不出其籓籬”，字節跳動做的這套引擎，就想努力開發一套用之四海皆準的推薦系統架構。一如設計發動機，沒有人會想要設計只有一輛車能用的發動機，我們都希望設計一臺只要通過簡單調試，就能裝在所有車型上的發動機。

為了能夠迅速試驗迭代，找出更合適的應用場景，字節跳動用同一套推薦引擎，搭載過數款App進行試水，它的個性化推薦本就不是單純為了圖文形式而準備的。而當風口從圖文轉向短視頻，字節跳動埋在血脈里的優勢開始爆發出巨大的能量。抖音上線之后才開始追趕字節跳動，一切都已經晚了。

現在要回答我們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了：為什么字節跳動一直被推崇的算法，在這場搶劫中，并不是美國最重要的目標？很簡單：因為搶走了也沒用。個性化推薦系統的核心目的是兩個字：預測。比如世界上第一個機票價格預測網站Farecast，它們就是通過分析行業機票預訂數據，綜合每一條航線上每架飛機上每一個座位一年內的綜合票價紀錄，來預測航班票價的。票價變動的原因有很多，但Farecast并不探究原因，只尋找規律。

我們說過，算法是解題思路，好的算法，可以節省時間和資源。但它最終決定的是效率，而不是準確率。決定系統推薦準確率的，是數據量。數據量越大，樣本量越大，機器接受的訓練量越多，最終做出的預測就會越準確。以Farecast為例，一開始這家公司預測的準確率并不是特別高，但到2012年時，公司積累了近10億條價格紀錄，其預測準確度就已經上升到了75%，平均每張機票可以節省50美元。

TikTok的先發優勢，確保了公司對其他競爭對手保持著數據量級上的碾壓。不管是Facebook，還是騰訊，巨頭們的“鈔”能力在絕對的數據量面前，都毫無疑問地失效了。即便是有完全相同的一套算法，包裝成為另一個App和它競爭，也不可能達到同等的準確度。這就像練武，算法是見招拆招的武功招式，數據是經年累月的內功修煉。就算招式練給你看，內力不夠深厚，你也發揮不出效果。自2012年至今，這套算法系統不斷更新，字節跳動就像一個從出生起就不斷修煉上乘內功的人，骨骼清奇，筋脈健壯，后天修煉的人很難追上它的進度。

骨骼清奇的你去參加天下武林大會，前武林盟主發現你天賦異稟，再這樣下去可能要威脅他的盟主之位，于是決定防患于未然，想要挑斷你的手筋腳筋，廢你武功。但又看了一會，他發現你這武功玄妙，廢了可惜，于是決定做一回“丁春秋”，用吸星大法，把你畢生所學都給吸到他自己身上。再不濟，至少給你種個生死符，不管你武功多高，最后都要聽命于他——這就是特朗普。有幸的是，字節跳動有一個足夠強硬的師門，最終如何尚未可知。

如果說數據是這個時代的石油，那么以TikTok的受歡迎程度，搶走這家公司，就等于掌握了一條連接著全世界油田的輸油管道。有幸的是，過去多年間，中國科學家和軟件工程師們通過智慧和努力，讓這個管道現在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里，不像半導體芯片和光刻機。2000年，微軟研究中心的米歇爾和埃里克，為了改進Word中的語法檢查功能，做了一項試驗。他們首先選定了4種常見的算法。

一開始：A算法表現最差，準確率只有75%；B算法表現最好，準確率達到了86%；最佳和最差之間相差11%。接著他們開始給這些算法添加數據量。當數據量從500萬個單詞，提升到10億個單詞的時候，情況發生了徹底反轉。A算法一躍成為最佳算法，準確率提升到了95%以上；B算法成為表現最差算法，但準確率也已經提升到了94%；最佳和最差之間相差只有1%。

這個試驗結果意味著：即便算法不是最好的，只要我有壓倒性的數據量，也可以在最終的準確率上和對手齊平。而剛好，我們的算法不弱，在數據量方面，還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以2015年來說，我們每天可以從互聯網上爬取到的中文內容的吞吐量，大約是600萬條（圖文），美國大約是200萬條/天，全歐共計50萬～60萬條/天，印度共計50萬～60萬條/天。這意味著，一天中文內容的訓練量，就超過了全球其他所有地區的總和。領先如此之多的“訓練量”，要是放在熱血漫畫里，俗稱：努力。

動漫男主們的出身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由自己決定；一個企業的起點，卻可以由領先于時代的前瞻性思維所決定。喬布斯構建蘋果產品矩陣的時候，核心的理念就是“數字中樞”，從iPod到iPhone，再到iPad，更像是一種產品上的迭代。iPod可以過時，但基于這個理念很快就有了iPhone，每一個開創時代的現象級產品，背后都是一個領先時代的理念在支撐。欣慰的是，中國的企業也在努力用下一個時代的方式思考，做下一個時代的產品。比如華為鴻蒙，它做系統的邏輯就不是移動互聯網的邏輯，而是物聯網時代的邏輯。

你圍追堵截，我可另辟蹊徑；你廢我武功，或許我不破不立。科技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我們不懼開放，但封鎖也未嘗不是我們的好機會。

毀掉國產奶粉產業的，其實不是三鹿。一個整天抽煙喝酒熬夜蹦迪縱欲過度的肥宅，背后早就有一千種疾病在對他的身體虎視眈眈。或許他最后會被某種疾病盯上，但我們都知道，殺死他的不是某種疾病，而是他自己那套作死的生活方式。

這個道理，放在當年國產奶粉行業上也一樣。當年中國的奶粉行業實在太過于混亂無序，背后早就已經被種下了一千顆地雷。真正值得驚訝的不是為什么會有人喪心病狂地往小寶寶的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而是為什么中國奶粉產業竟然能拖到2008年才爆雷。毀滅中國奶粉產業的不是別的，正是當年中國奶粉產業自己的病態結構。2020年，全中國500頭以上規模的牧場占比為54%。再往前推6年，2014年，這個比例只有30.7%。“三鹿事件”發生的2008年，規模以上牧場在中國市場上的比例，不會超過20%。

也就是說：全國80%以上的奶源，全部都掌握在小型牧場甚至散戶手中。奶粉產業是現代食品工業的分支，現代工業的精髓其實就三個字——“標準化”。但在當年的中國市場上，一個奶粉廠的采購員出去采購原料奶，迎接他的不是有限的幾家大型牧場，而是成百上千個小農場主和散養農戶。最大的問題就在于：這些“散養戶”缺少嚴格的檢測和質量管理程序，提供的原料牛奶質量參差不齊。

我們都知道，喝牛奶泡奶粉，喝的其實是蛋白質。蛋白質作為牛奶里最重要的營養物質，是我們衡量一款牛奶或奶粉好壞與否的重要指標。在以往的實際操作中，不論中國還是外國檢驗人員主要都是采用間接的“定氮法”來測定蛋白質。這種測定方法的原理來自蛋白質的化學結構：蛋白質必然有氨基，氨基必然帶氮元素。在沒人作弊的情況下，牛奶里的氮元素水平越高，就說明牛奶里的蛋白質水平越高。結果，偏偏就有人找到了“作弊器”——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C3H6N6）是一種用尿素加工而來的化工原料，價格極其低廉，一噸才不到9000元，但它卻是目前人類認知范圍內含氮量最高的化合物。只需要將一點點三聚氰胺加在牛奶里，牛奶里的氮元素水平就會飆升。所以在檢測儀器眼里，“毒牛奶”的氮元素含量極高，看上去似乎“富含蛋白質”。

根據官方調查，正是一些本身牛奶質量不合格的不法奶站商販為了蒙混過關，才往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雖然這些不法分子早已被正法伏誅，但中國奶粉產業的口碑也徹底砸了。后來的事情，我們就都知道了。工業產品的水平和產業鏈整體水平正相關，即便99.9999%的奶農都是勤勤懇懇的勞動者，但沒有規矩約束的千萬散養農戶作為一個整體，對奶粉產業來說依舊絕對是災難——疏于管理的“小農”式養牛和“二道販子”式的奶站，骨子里就不適合現代奶粉工業大生產。

荷蘭乳品產業的“小農”也很多，但荷蘭乳制品質量全球聞名。這不是因為荷蘭人“倉廩實而知禮節”，而是因為荷蘭對小奶農們實行了極其嚴格的“連坐”制度——工廠派出專人開著大罐車來找奶農們收購牛奶，每個奶農提供的牛奶都會被取樣登記，更絕的是，取樣設備上還裝了GPS定位，能直接鎖定農戶家門口。荷蘭乳制品協會（NZO）的安全制度包含了：實驗室檢測、協會突擊檢測、運輸車駕駛員檢測。一旦某個農戶的牛奶出了問題，整輛車的奶就全部作廢——肇事者還要賠償其他人3天的牛奶產量，總計經濟損失可以高達1萬歐元。如果某家農場的牛奶一年內出了兩次問題，那么不好意思，整個圈子都會知道你的劣跡，這門生意你就別想再做了。

當年的“奶粉大崩潰”，不僅是奶粉行業的垮塌，也是消費者信心的崩盤，更是中國奶粉落后的產業結構和管理水平被客觀規律“教做人”的結果。很多人談“三鹿”的時候特別喜歡往良心問題上引，筆者認為這樣未免有點太簡單幼稚了。當時中國奶粉行業的整體素養和監管水平都有大問題，出現惡性事件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病態的產業結構給中國奶粉埋了一千顆地雷，“三聚氰胺”只不過是碰巧被踩響的那個。就算當年中國的奶粉產業能躲開“三聚氰胺”，恐怕也躲不掉下一顆地雷。

制造奶粉的工藝并不算太復雜，簡單來說就是向一個高溫干燥的環境中噴射霧化的牛奶。水分蒸發之后，把留下的固體粉末收集起來，就成了奶粉的原料。所以，制造奶粉是離不開牛奶的。奶源，是奶粉產業的上游。奶牛是這里的核心資產。

養牛的門道，那可就太多了。開一家奶牛場，你不僅需要投入場地建設成本，還需要以每頭2萬～5萬元的價格購買奶牛。然后，你還必須為奶牛們準備飼料、接種疫苗、請防疫站的獸醫們過來給奶牛治病，最后為了能夠“再生產”，你還需要給奶牛“保媒牽線”——要么采購冷凍的種牛精液，要么租借或者購買種牛。

另外，在中國養奶牛，還要面對很多其他的問題。首先，中國雖大，但不產奶牛。中國的本土牛都是老黃牛，主要用來拉車耕地或者吃肉。南方水牛奶倒不錯，但數量太少且不能在北方生活。所以，中國奶牛只有兩個來源：要么直接進口外國奶牛，要么讓外國奶牛和中國本土黃牛雜交培育新品種。今天我們在國內見到的奶牛，基本都是近代以來引進的荷蘭荷斯坦奶牛和中國黃牛雜交生產的后代——“中國荷斯坦奶牛”。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奶牛也是中國唯一一個奶牛品種，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在作為奶源核心的奶牛上沒有太多的選擇權。

沒有選擇權的話，很多時候也就只好妥協了。相比起歐美發達國家的奶牛，中國奶牛的問題不小。第一，單產不足。中國一頭奶牛一年的產奶量只有4500千克，而世界平均水平則是6000千克，歐美發達國家的奶牛單產可以突破8000千克。不過，這個問題最近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突破——頭部畜牧企業在技術加持下，奶牛單產已經可以達到1萬千克，超越歐美，但小型企業的水平還達不到這個級別。

第二，種公牛落后。中國目前還不能大規模培育種公牛，90%的種公牛都依賴進口。個別地區的種公牛數量極度萎縮短缺，接近斷檔。奶牛不懷孕就沒有奶水，懷的不是優質品種，下一代的產奶水平就會大打折扣——種公牛的存量直接影響中國的牛奶產量。

今天的嬰幼兒奶粉基本上都是“配方奶粉”。而配方奶粉的黃金標準則是天然母乳。對嬰兒來說，牛奶的營養是完全不夠的，母乳中含有對嬰兒發育至關重要的DHA、乳鐵蛋白、核苷酸、牛磺酸等物質。所以簡單來說，所有奶粉廠商的任務就是利用現代科技，設計各種配方，還原一個不論是營養成分還是口感都無限接近于母乳的產品。

于是，越接近母乳的產品，配方也就越強大，配方越強大，價格自然也越高——配方的研發能力，成為奶粉廠商擊敗對手的核心競爭力。

銷售渠道，是產業鏈的下游，母嬰店是當前的核心。在目前的中國奶粉市場上，母嬰店是毋庸置疑的核心銷售渠道。2018年的時候，從母嬰店里賣出去的奶粉就已經占到了總體的一半以上——100罐奶粉，有52罐都是從母嬰店里賣出去的。與此同時，因為特別簡單方便，電商渠道也成為奶粉銷售的重要途徑。母嬰店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奶粉銷售的核心渠道，是因為它最專業——母嬰店能夠給“寶爸寶媽”提供較為專業的奶粉知識，消費者的體驗也非常舒服。而且，母嬰店的奶粉品種也比較豐富，給了消費者很大的選擇權。

商場超市在專業性和服務質量上被母嬰店吊打，在便利性上被電商網購吊打。在這個邏輯下，傳統商超渠道在奶粉銷售上的衰敗就顯得非常自然。

我們可以把中國奶粉產業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前三聚氰胺時期，三聚氰胺時期，后三聚氰胺時期。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前，國產奶粉靠著便宜的價格牢牢占據主動權，控制了95%的市場份額——直觀的印象就是：90后、95后幾乎沒人吃過進口奶粉，00后里也只有少部分吃過。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國產品牌徹底失去信任，放任外國品牌長驅直入。“三鹿事件”發生的2008年，中國總計進口“洋奶粉”14萬噸。次年，這個數字突破了31萬噸；又過了一年，2010年，進口奶粉突破48萬噸。到了2011年，“洋奶粉”的攻勢已經不可阻擋——僅2011年上半年就進口了超過30萬噸“洋奶粉”。對于10后的小朋友來說，吃“洋奶粉”長大才是常態。

每一次事故的背后，都有上百次發生事故的隱患”

根據分類，所謂化妝品，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護膚品類、彩妝類和香水類。其中，護膚品因為受眾人群基數遠高于后兩者，分掉了75%左右的市場規模。國產化妝品不是沒有輝煌過，20世紀80年代，彩妝和香水的品類在中國還沒有太大的發展，中國的護膚品市場則基本被國產品牌所占據。90年代出生的人幾乎都能脫口而出一句“大寶天天見”。大寶、小護士、丁家宜、美加凈……這些如今看來年代有些久遠的名字，不僅和大白兔奶糖一樣是一代人的童年記憶，還曾經統治過整個中國化妝品市場。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品牌與國際大牌之間近乎無從追趕的差距，但如果將時間拉回到19世紀的末期，中國人在化妝品行業上的開端，其實絲毫不遜色于任何人。1898年，中國第一家現代化民族化妝品企業廣生行成立。廣東商人馮福田給廣生行定下的經營理念一共有10個字：廣德，厚生，聚人心，行天下。每一個字都透露著舊時老派商人的儒雅與責任感。

那時的化妝品某種意義上還屬于奢侈品，只有外國人和上流社會名媛們才買得起，而廣生行的出現打破了這個格局。1905年，廣生行推出了“雙妹牌”花露水和雪花膏。雙妹雪花膏的誕生時間和國際知名品牌基本保持在了同一時段，讓這一品類發揚光大、享有盛名的旁氏雪花膏只比廣生行的雙妹牌早了一年。而“花露”二字，取自歐陽修《阮郎歸·南園春半踏青時》中那句“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當時頗具盛名的上海中西大藥房，研發出一種裝在綠色玻璃瓶里的花露水，logo是一個拉著舞衣款款答禮的女孩。產品被命名為“明星花露水”，隨即成為風靡上海的國產香水。

直到40年后，戰時的西南氣候炎熱、蚊蟲太多，這才有了后來主打消毒、驅蟲等功效的特效花露水，這一產品線分支被保留至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11月12日，上海淪陷。廣生行整套供應鏈都建在上海，因此過得格外艱難。創始人馮福田南下廣州，最后去了香港重起爐灶。廣生行一分為二，香港那一脈早早在聯交所上市，把業務集中在了香港和東南亞，不再專注化妝品行業，而是做起了地產和金融。

上海這一脈在戰火中舉步維艱，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百廢待興之時，才與上海明星廠、東方化學工業社、中華協記化妝品廠等著名工廠，合并組建了上海明星家用化學品廠，這就是后來的上海家化。今天說上海家化，可能知道的人很少，但如果我說“美加凈”，知道的人就會多一點；說“佰草集”，知道的人就會再多一點；說“六神”，那就幾近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這三個品牌都有同一個“媽媽”：上海家化。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企業統治中國市場的時代，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一步步推進，外國化妝品開始進入中國，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1981年，北京市友誼商店、北京飯店等9家大型商場、飯店開始銷售日本化妝品品牌資生堂的化妝品、香皂、牙刷用具等產品；1985年，美國護理品牌強生進入中國；1989年，美國護膚品牌OLAY正式進入中國市場。

1990年，美國護膚品牌雅芳投資2795萬美元成立了中美合資的廣州雅芳，正式全面入駐中國市場。1995年，外資彩妝品牌美寶蓮進入中國市場，并于廣州設立了其在中國地區的第一個專柜，彩妝熱潮逐漸興起。1996年底，法國化妝品品牌歐萊雅正式進軍中國市場，并于19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總部……

資生堂、強生、雅芳、歐萊雅……日本、韓國、美國、歐洲，全球最具盛名的化妝品企業紛紛跑到中國“支起了麻將桌”，而它們“趕走”中國玩家的方式也十分“樸實無華”：拿錢砸。

2002年開始，高端市場增長率放緩，外資品牌開始憑借強大的資本實力和品牌優勢，大肆收購中國的本土品牌，從而切入中低端市場，進一步實現本土化戰略。這一年大寶和小護士分列中國護膚品市場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排在它們后面的是為了更接地氣把品牌名換成了“玉蘭油”的OLAY；除此之外，國產企業中丁家宜的市占率也在前10，高端市場上中國品牌羽西名列前茅。

然而，2003年和2004年，歐萊雅先后收購了小護士和羽西；2008年強生收購了大寶；2011年，法國科蒂收購了丁家宜。海外巨頭直接用收購解決了本土對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歐萊雅對小護士的收購。彼時的歐萊雅在中國的銷售額僅有15億元，主要限制有兩個：一是缺乏大眾護膚品類的布局，二就是渠道終端過于依賴百貨商場。而小護士本身就是典型的大眾護膚品品牌，又在全國擁有28萬個銷售網點，自帶龐大銷售網絡。

收購后，小護士的廣告大幅削減，專柜陸續被撤，產品反而從自身龐大的銷售網絡，逐漸走向了歐萊雅傳統的渠道終端：百貨商場。路徑相反的是歐萊雅旗下的自有大眾化妝品品牌卡尼爾，被收購后，小護士的渠道直接為卡尼爾服務，小護士的銷售額不斷下跌，卡尼爾的銷售額和市占率卻不斷上升。外界關于歐萊雅收購小護士是為了給卡尼爾“清場”的猜測從未停止，歐萊雅中國也不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否認，但無論嘴上怎么說，被收購的小護士，的的確確是被玩廢了。

大寶算得上其中比較幸運的品牌，保留了廠牌和獨立運營，發展一直十分平穩，但其品牌也已經泯然眾人；美加凈被曾經輝煌的上海家化買了回來，可上海家化自己卻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控制權爭奪戰，高層與股東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層出不窮，企業也被內耗拖累得無暇他顧，七年三換掌門人，業績遲遲沒有起色。

在并購之外，耗費巨資的廣告營銷鋪開，沒見過這個架勢的中國企業紛紛在海外巨頭們撒錢式的廣告之下節節敗退。無數品牌被這場以資本為基石的血腥競爭干脆利落地干掉，湮沒在了歷史長河之中。對于中國化妝品來說，一個優秀的開始之后，是一場戰火中的舉步維艱，進入和平年代之后，中國企業又在壓倒性的“鈔能力”面前被打得幾乎沒了還手之力，直到2016年。

從1898年廣生行成立到2020年新消費里的美妝品牌代表完美日記到納斯達克上市，這中間經歷了風云變幻的122年。其間中國日化品牌經歷了毫不遜色于國際水平的驚艷開端，受困于戰爭年代產業被摧毀的艱難與痛苦，也走過改革開放后被套路繁多滿是陷阱的合資、入股、并購忽悠得一地雞毛的彎路，才終于走到了天翻地覆的渠道變革的風口。

這中間最重要的兩個關鍵詞，一個是資本運作，另一個是產品研發。

日化產品作為消費品，其對供應鏈、渠道、營銷等方面的需求，和產業成熟后以不斷進行品牌并購為主的擴張方式，決定了其發展對資本運作的高度依賴。就拿20世紀90年代開始那些被吞并掉的中國化妝品企業來說，表面上似乎是競爭理念和商業經驗的差距，根源上還是中國不足夠強大的經濟底盤和中國脆弱落后的資本市場。

舉個可能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例子，今天你能在各個媒體上看到中國的企業打出對標海外企業的“名號”，比如瑞幸是中國的星巴克，愛奇藝是中國的Netflix，完美日記是中國的歐萊雅等這種對標的口號，其實基本都出自中國品牌背后的美元基金的手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還不夠發達，在一級市場，尤其是VC領域，人民幣基金一直都占比較低，話語權也不高，這就使得國內這批新興企業在尋求融資的過程中，必須要講美元基金聽得懂的故事才行。美國人可能不懂完美日記，但一定懂歐萊雅；可能不懂B站，但總會懂YouTube；可能不懂阿里巴巴，但是必然知道亞馬遜。但問題是，這種對標實際上是在磨滅中國品牌身上的中國烙印，淡化了中國本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和故事，對于中國消費品牌的建設來說絕不是一件好事。

除此之外，作為消費品企業發展的核心，品牌建設也并不等于品牌營銷，它是一個多方位的工程，最大的核心永遠都是產品。而產品背后，則是完整的上游化工業配套體系。

今天幾家上市的國產美妝品牌的研發投入，基本都只占到了總營收的1%左右，研發人員占比也普遍低于海外巨頭。上游更是缺少巴斯夫這樣的化工業巨頭，在香料、添加劑等領域差距巨大。僅從這個層面看，國貨美妝的崛起也不可能現在就到來。但回顧經濟人口增長和文化自信這兩樣日本化妝品行業崛起時最重要的推動力，我們都已經有了。國貨美妝崛起的契機已經擺在了面前。完美日記的聯合創始人陳宇文曾說：“如果有一天，我們有機會能成為中國美妝集團里比較領先的一個集團，其實我們并不想成為什么中國的歐萊雅，我們希望能成為世界的完美日記。”我們也希望國產企業都不再需要成為中國的某某，而是都能成為世界的“中國風”。

世界范圍來看，美國和韓國是醫美產業最發達的兩個國家。美國醫美產業比中國的醫美產業早誕生50年，如今已經進入了成熟階段。韓國醫美產業相對中國也起步較早，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仍停留在韓國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00年代的水平。近些年來，中國醫美產業發展迅猛，但仍處于成長期，還有很多沒有補齊的短板——整體來看，我們和世界先進水平還有10年的差距。首先，我們應該知道：醫美=醫療美容；整容≠醫美。醫美，就是用醫學手段來對人體的外表進行修復和重塑，讓人變得更好看。容貌是先天的，美丑妍媸，各有定數。但醫美產業的出現，讓美貌這種“命運的饋贈”成為貨架上人人可以購買的商品。

在古代，這就是“逆天改命”。現代的醫美產業已經非常發達，隨著醫療科學的進步，人類對“美”的掌控也越來越深入：眼睛沒有神采？有眼瞼整形術，俗稱“割雙眼皮”；五官扁平？有隆鼻術，如果覺得填充假體不自然，還可以做“肋骨鼻”。

當然，上述的種種都屬于手術類的醫美項目。這類項目陣仗大、風險高，一個不小心就有毀容的風險、登上法制節目被全網群嘲的風險；而且花錢多，動不動就要幾萬、十幾萬元。總體來看，這類項目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安全方便的非手術類醫美項目，才是當前的主流。比起“動刀子”的手術類項目，非手術類醫美項目便宜、安全、短時間內還可以隨時調整，自然而然就成為消費者的第一選擇。

最妙的是，非手術類項目的療效并不長久，大多只有不到一年的有效期。等你慢慢體會到醫美帶來的各種福利的時候，它的效果也在慢慢消散。消費者自然而然地會選擇復購。

半永久、玻尿酸、微雕和線雕……這些漸漸隨處可見的名詞，就是醫美行業全方位滲透的結果。

中國醫美市場的迭代發展

中國的醫美行業在瘋狂地擴張，這種擴張已經持續了很多年，并且將繼續擴張很多年。中國醫美產業擴張的動力，來自社會對于美貌的追逐。從2012年到2019年，中國醫美市場的規模擴大了6倍。中國人越來越有錢，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有錢之后，自然是要把錢花在提升生活品質的地方。于是，數以百萬計的男男女女選擇了醫美。

巧的是，與此同時，在中國醫美行業增幅最大的那幾年里（2015—2018），抖音、快手、B站也在急速發展。短視頻經濟的重要分支是“網紅經濟”，“網紅經濟”的重要分支是“顏值經濟”，“顏值經濟”的代表就是一夜爆紅的“溫婉”，“溫婉”本人正是醫美行業的資深VIP客戶。那幾年，“顏值”成為中國互聯網世界的“超級印鈔機”。只要你顏值足夠，在抖音上跳一曲簡單的舞蹈就能收割上億流量，在直播間里隨便聊聊天就能在一夜間收到價值數十萬的禮物，接著就是變現、帶貨、上熱搜，一氣呵成，訓練有素，成為“網紅中的豪杰”。

長得漂亮就有錢賺，于是，年輕男男女女為“顏值”付費的意愿空前高漲。

2018年，中國醫美產業的消費者數量接近兩千萬，僅在20～30歲的區間里就有1000多萬人，而全中國在這個年齡段的人口，也就只有2億上下。

但在一片繁花似錦的背后，中國醫美產業也暴露了自己的“底氣不足”。

面對千萬級的醫美消費者，中國的醫生不夠用了。每10萬個韓國人里，有9.3名整形醫生；每10萬個巴西人，有2.6名整形醫生；而每10萬個中國人里，只有0.3名整形醫生。

如果我們用產業視角來看待這個數據，能夠輕易地得出結論：中國醫美產業的“產能”嚴重不足，以至于每一個醫生都在全負荷、滿功率運轉。產能不足，就要補。公立醫院的整形醫生，顯然滿足不了醫美的需求。于是，成千上萬個民營醫美相關企業隨風而起。不過，在目前的市場上，一名正規的整容醫生每年的收入可達百萬元，很多“野雞醫美”出不起這樣的價碼，所以就只能雇用那些同樣沒有資格的“野雞醫生”。

經過這么多年的野蠻生長，中國的醫美產業終于走到了世界前列。如果把那些不太正規的醫美機構一起算上，我們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醫美市場了。只是這樣得來的第一名真的好嗎？至于為什么大家覺得韓國醫美行業更發達，這主要還是滲透率的問題。

比起中國同行，韓國醫美產業的手伸得更長、賺得更多。以區區5000萬人口，硬是做到了和我們一樣的市場規模，人均消費更是完全碾壓。

中國醫美產業的確龐大，但實際上卻脆弱不堪。在醫美產業鏈上，上游是培養職業整形醫護人員的院校和器材、耗材生產商，中游是各種各樣的醫美機構，下游則是各種醫美信息平臺。除了下游，上中游的發育狀態都不太令人滿意。

先來說中游的醫療機構。中國的醫美產業和“網紅經濟”“顏值經濟”有分不開的關系。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只要“網紅經濟”還能提供紅利，醫美行業的飯碗就能繼續端下去。不過，和“網紅經濟”關系太過于密切的產業大多也都沾染了一些“通病”，這一點，醫美產業也不能例外。這種通病，叫作“浮夸”。什么是浮夸？吆喝大于本事，就是浮夸；光說不練假把式，就是浮夸。“網紅經濟”下的不少產業都難以擺脫“浮夸”的風氣，畢竟，網紅們和網紅店們都是靠流量吃飯的。

于是，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那些和“網紅經濟”關系密切的行業里，十個有九個把成本大頭花在了“營銷推廣”上面。收割流量、爭奪客源，才是這些產業最專注做的事情。

對作為行業中間環節的醫美機構來說，情況也大差不差。2019年，從平均數據來看，中國醫美機構30%～50%的成本都花在了獲客和營銷上，而醫療服務方面的成本只占15%～25%。硬件方面，藥品和器械的成本也僅僅占到20%。

在醫美機構30%～50%的營銷推廣成本中，最低六成，最高九成，花在了傳統廣告渠道上面，互聯網平臺的引流則相應只占了一到四成。不過現在更多的機構都在向互聯網平臺遷移，傳統渠道的權重正在慢慢下降。

事實上，營銷費用的占比足以影響一家醫美機構的盈利能力。和香港的醫美機構進行對比，結果就非常明顯了：內地的醫美機構的營銷費用占比平均達到了34.86%，而香港醫美機構的平均占比只有9.48%。

對處于中間環節的醫美機構來說，問題不僅僅是“過度營銷”這么簡單。更大、更致命的問題出在了從業人員的資質上。改變容貌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由于正規機構的數量和價格仍然無力滿足，那么就必然催生出各種沒有資質卻吹得天花亂墜的“野雞醫美機構”。

“野雞機構”的“野”，已經突破了想象力的底線。眾所周知，正規大學的醫學本科要讀5年。而“野雞醫美機構”的“醫生”的培訓，甚至不到5天。一個只有高中文化的女孩，在看到醫美產業的商機之后，毅然花費了數千元的巨款和幾天的時間，跟著“導師”開始學習注射玻尿酸、埋線和注射肉毒素的手藝。在她為期幾天的“培訓”之中，他們上午學了手藝，下午就在同一批學員身上開始了實操。“培訓”結束后，小妹順利地從草臺班子手上拿到了“草臺班子證書”，算是正式出師，然后租了個房子也搞起了屬于自己的草臺班子。

在“導師”的指導下，她學會了從社交媒體拉客到宰客的“全流程SOP（stand and operating procedure，標準作業程序）”——把低價買來的垃圾材料，提10倍價格后注射給用戶。醫美行業的“顏值經濟”讓小妹脫離了打工生活，順順利利地年入百萬。某些“野雞機構”還會對消費者使用“幽靈整容”的套路，手術前說是資深的名醫來主刀，實際站在手術臺面前操刀的，可能是一個完全沒有資質的水貨醫生。

再來說說上游的器材廠商。器械、耗材、儀器的生產商，是整個醫美產業鏈的上游玩家。盡管醫美行業的毛利率很高，水非常深，但是上游硬件供給的價格仍然會對最終的服務價格產生影響。

醫美產業所需要的耗材種類繁多，常用的有以下幾種：填充修復皮膚用的透明質酸和膠原蛋白，用來去除皺紋的肉毒素，用來填充假體的硅凝膠、膨體聚四氟乙烯等等。然而，這些耗材的市場盡數掌握在歐美廠家手中，比如，美國BOTOX掌握了全球80%的肉毒素市場。

好了，問題來了，是因為我們生產不出來這些耗材嗎？

怎么可能？硅膠、肉毒素和膠原蛋白又不是光刻機，中國怎么可能生產不出來！中國醫美耗材廠商丟失市場，根子在于我們沒有“標準”。沒有“標準”，就沒有信譽可言。畢竟是要花幾千、幾萬元打進身體里的東西，誰也不希望它來路不明。絕大多數的醫美耗材在國內都有相應的廠家可以生產，而且保證物美價廉，價格能便宜一半。但是我們沒有“標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沒有開發屬于自己的、公開的“質量認證體系”。

好在我們現在也已經頒布了很多醫美行業的管理方法和行業標準。國內成熟的藥品耗材企業也逐漸出現了，典型的廠家比如復星醫藥、華熙生物。醫美器械方面，我國仍然在追趕中。醫美器械是醫療器械的一個分類，美國作為醫療器械行業的頂尖玩家，在醫美器械方面自然也是老大。世界前9名的醫美器械廠商中，有4家來自美國，3家來自以色列。

其實，國產上游廠商沒有發育起來的鍋，一部分要甩給不健全的評價體系，但主要還是要甩給中游的醫美機構和資本。中國正規的醫美機構只有1萬家，不正規的倒有8萬多家。正規市場需求不足直接讓上游的正規廠商喪失了發展意愿，也讓正規廠商在價格上沒有了競爭力。原價幾十萬元的進口醫美器械，山寨產品只要1萬元，而且和“山寨運動鞋”一樣可以貼標，甭管是GE還是西門子，想怎么玩都可以。

這么一對比，黑心作坊幾乎沒有什么負擔：反正都是假冒偽劣，賣一個回本，賣兩個賺了，賣三個血賺。于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故事就開始了。鑒于上游材料、器械廠商的窘境，投資者也不會有什么興趣。轉身再看看下游瘋狂的消費市場，任何具備專業素質的投資人都知道應該選什么，在早期就布局上游產業的，要么是心懷天下，要么啥都不懂。所以，在這個流量至上的時代，更多資本沖進了下游的醫美App，畢竟只有占領了千萬計的消費者，才算是吃到了“顏值經濟”帶來的醫美產業紅利啊。

上游廠商啥時候能起來？恐怕只能等到產業成熟了。美國的發展基本上也是這么個套路——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瘋狂增長之后，2004年開始，美國上游醫美廠商迎來了自己的“紅利期”。

最后是下游的醫美平臺。在看了上面的內容之后，我們對于中國醫美行業存在的問題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技術上并不存在“卡脖子”，上游的壓力并不大，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消費者和醫美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消費者急于改善自己的容貌，但同時也被那些駭人聽聞的“野雞醫美”嚇得花容失色，正規的醫美機構也“風評被害”，不得不想方設法改善自己的形象。于是，就形成了一種惡性的循環：消費者不信任醫美機構，醫美機構則必須花更多的成本來獲取客源，擠占了本應該用于升級設備、提高服務的資源。

所以，醫美O2O平臺就出現了。O2O，online to offline的縮寫，指的是將存在于線上的各種服務信息、資源轉化為線下實際的消費和到店服務。簡單來說，醫美平臺相當于一個微信群，把機構、消費者、醫生和廠商都拉了進來，大家以后就不再需要那些“中間商”來賺差價了，同時各個方面都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平臺負責吸引和服務客戶；機構負責提供手術服務和培養醫生。從醫美機構的角度來看：以前拉客戶都是靠既貴又低效的廣告，找不到客戶不說，各種廣告還讓自己成為被人吐槽的對象。

現在有平臺來負責營銷事宜之后，機構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服務做好，把自己的“治療方案”做成品牌、做成金字招牌，靠口碑來吸引人。這樣就解決了營銷費用過高的問題。

對于平臺來說，平臺直接把醫生和機構拉到了消費者的面前，也節約了傳統中介的人力成本，同時還增加了平臺的收入渠道——不少平臺現在還提供專門面向醫美消費者的“消費信貸”——貸款整容。只能說，有的操作，只有我想不到，沒有別人做不到的啊。

按理說，醫美平臺的作用是促進信息對稱、改善醫患關系，是一種存在于醫患之間進行服務的第三方。但現在，各大醫美平臺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了——直觀的表現就是：醫美平臺App的界面和淘寶、京東、拼多多沒什么差別，甚至和這3個電商平臺極為相似。

在目前階段，O2O的醫美平臺還是沒有解決醫生信息不透明、醫美價格不透明的問題。盡管增加了諸如淘寶“買家秀”和小紅書“筆記”式的用戶評論，使得人們對醫院和醫生的水平有了比起先前更直觀的認識，但如果缺少第三方權威機構的評價意見，單純依靠個體消費者主觀的評價恐怕仍不能令人信服。

從上下游的角度來看，產業鏈中游的醫美機構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醫生資質和數量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很難從技術層面進行改進，只能依靠持續培養合格的醫美醫生。各路資本已經在這些環節上面劃分好了地盤，短時間內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廝殺和兼并。

而在醫美產業鏈的上游，國內市場對于進口醫美醫療產品的依賴度仍然很高，外國品牌不論是價格還是占有率都遠遠高于國產品牌。這就相當于給中國企業指明了“進攻方向”。

外國產品占有率越高，價格越貴，越能顯示出一個產業渴望“國產替代”的急迫。根據其他產業國產替代的一般模式：國產產品對進口產品的替代通常都是“性價比”先行，先利用超高的性價比搶占低端市場，再以此為跳板進行研發升級，追趕先進技術。

2014—2018年，中國玻尿酸市場的年均增長率高達32%，但正規廠家生產的正品僅占有30%的市場，且整個行業的定價都非常離譜——最便宜的玻尿酸一毫升只要不到500元，而最貴的居然高達一毫升1.3萬元。正規的玻尿酸廠家主要集中在韓國、美國、瑞典的4家廠商手中，占據了70%的正品市場份額。國產廠商，如華熙生物和昊海生物，都紛紛打起了性價比牌，大搞“農村包圍城市”的戰術。在品質不弱于國外產品的基礎上，硬是把價格做到了只有進口產品三分之一的水平，華熙生物的玻尿酸產品價格最貴也只有11.4萬元/千克，而進口產品最貴可以達到33.1萬元/千克。

肉毒素產業上，情況則不容樂觀。肉毒素本身是一種烈性神經毒劑，一克肉毒素就足以殺死成千上萬的人。但在極少量使用的情況下，肉毒素卻可以緩解皮膚衰老形成的皺紋。目前，世界上只有英國、美國、中國等少數國家能夠生產肉毒素。但在中國醫美市場上，70%的肉毒素都是非正規產品。如此劇毒，卻又疏于管理，以至于不正規產品成為主流。這不僅僅對正常的市場秩序不利，更嚴重威脅了消費者的生命安全。之所以非正規的肉毒素如此流行，恰恰就是因為國產肉毒素廠商還沒有完全發力，還沒能實現國產替代。

目前，中國市場上只有美國BOTOX和蘭州生物的“衡立”獲得了授權。由于正規產品的價格始終高居不下，導致不少人出于“低價”心態冒險注射從韓國走私而來的、未經認證的“粉毒”“白毒”“綠毒”。這也恰恰說明，面對客觀存在的需求，如果國產品牌不能挺身而出實現國產替代，那么中國消費者將面臨雙重風險：要么被迫使用高價進口品牌產品，要么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假冒偽劣的“水貨”。

綜上所述，從整個產業鏈來看，中國醫美的產業下游已經非常發達了，不論是商業模式還是用戶的滲透率，各項指標都很有競爭力。問題主要出現在產業鏈中上游，基本可以總結為3點：人才培養機制效率太低，監管規范尚未跟上市場發展，配套醫療器械國產化率較低。三者疊加，最終形成了中國醫美產業目前黑作坊橫行、安全性不足、產業整體成本結構中營銷占比畸形偏高的局面。

而更進一步說，這里的人才培養體系和醫療器械的國產化率提升，都是整個大醫療體系之下的針對醫美方向的細分課題，真正限于醫美本行業的直接問題，還是配套材料產業的投入和監管體系、行業規則的發展與制定。

中國新消費發展的底層邏輯是什么？答曰：渠道。一切消費品牌，不管是賣童裝的還是賣泳裝的，都必須要考慮渠道問題。市場上，企業在渠道方面的一切努力，最后都不過是為了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如何讓消費者知道我的品牌；第二，如何讓消費者買到我的產品。第一個問題，在網絡普及之前，電視廣告是最好的解決方案。電視廣告時代，最經典的模式是這樣的：我在電視上看到了廣告，記住了品牌；然后未來某天我去逛街，看到了這個品牌的產品，進而產生購買。

這看上去很簡單，但實際執行起來卻異常困難。首先，為了讓我知道你的品牌，你要確保我在電視上看得見你的廣告，所以你必須選擇一個絕大多數人都會看電視的時間段，在絕大多數人都會看的那個頻道上進行投放。其次，你要確保我能買到你的商品，所以你必須把貨物鋪到任何一個我有可能出現的地方。對于飲料、零食這種全民消費品，廠商往往恨不得把自己的產品鋪滿全中國每一個村口的小賣部。所以，在這種模式下，只有資金雄厚的大企業才能玩得開。因為只有大企業才有錢投放央視黃金時段的廣告，也只有大企業才能動員足夠的銷售代表和經銷商深入基層。小品牌根本沒有發展機會，只能在局部地區茍活。

這種模式下的典型贏家就是寶潔這種“歐美巨頭”。首先是“有錢投廣告”，2005年到2007年，寶潔連續3年都是央視黃金時段的廣告標王。其次就是“有人走基層”，上到北上廣深，下到小鎮山村，都能找到寶潔旗下的產品。寶潔最輝煌的時候，在中國快消市場上占據了47%的市場份額。但現在，時代已經完全變了。

說到底，渠道其實就是一場關于“注意力”的生意——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20年前只有電視能承接消費者無處安放的注意力，所以電視廣告才能大行其道。網絡普及之后，瓜分注意力的玩家數量空前爆發，抖音、快手、B站、微博、小紅書、微信，都是“注意力吞噬者”。為了了解我們的注意力都去了哪里，筆者統計了身邊幾位朋友的手機使用時間：每人每天平均16小時的清醒時間里，有接近一半時間都在看手機——果然不出所料，微信、抖音、小紅書、B站是吸走最多注意力的平臺。

電視都沒人看了，電視廣告也就蔫了。所以，同樣是面對“如何讓消費者知道我的品牌”這個問題，2021年的游戲難度遠低于2001年——由于抖音、B站之類的平臺已經牢牢抓住了你的注意力，所以你必然會長期使用這些平臺。而只要你在這個平臺玩得足夠久，就一定會從自己的興趣和趣味出發，關注一些“優質內容創作者”（網紅）。而“網紅”本身恰恰就是一個“大號人群過濾器”——商家只需要對接相應的網紅，就能接觸到相應的人群。相比起電視廣告的“無差別轟炸”，網絡營銷完完全全就是“精確制導”，這兩者之間的效率是有代差的——在傳統模式下，一個新項目啟動的成功率只有10%；而在天貓平臺，一個新項目的成功率達到了60%。

網購的普及和物流基礎設施的發展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關于“如何讓消費者買到我的產品”這件事，現在的游戲難度也極度降低了——直接上鏈接就行。綜上所述，渠道毫無疑問是中國新消費最底層的發展邏輯——抖音、快手、小紅書、B站、微信等渠道帶來的流量紅利就是這一輪新消費熱潮的根本動力。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流量沖你而來的時候有多爽，離你而去的時候就有多難受。5年前，獲得一個新客戶要花100元，很多人還嫌貴，今天，這個價格已漲到了500元。

相比起當年“隨便投放一點點資源就有大把流量”的美好時光，今日的新消費品牌需要竭盡全力才能獲得一點可憐的流量。事實上，很多人心里都已經產生了一絲絲“得不償失”的感覺。為了攫取流量而付出的“營銷成本”已經普遍性地成為新消費品牌的“頭號放血槽”。完美日記2021年一季度的財報顯示：營銷費用和營收的占比已經達到了72%——每100元的銷售收入的背后，是72元的營銷費用。

我們不能被銷量、規模之類的表象蒙蔽雙眼而忽略了企業的內核——在筆者看來，甭管數字有多好看，依賴投放來拉動銷售的新消費公司都是無根之木——空有一身虛胖的肥膘，骨子里的發展模式就不健康。在流量紅利豐厚的時候，它們或許還能保持體面，但當流量的大潮退去，我們才會發現：原來是它們在裸泳！反而是一些小公司，或許規模和數據看上去平平無奇，但卻擁有制造流量、獲得注意力的本事——這些小公司可能更值得我們關注。只靠流量是不行的，沒有流量也是不行的。收視率是電視時代的流量，流量是網絡時代的收視率——這兩個東西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用來計算注意力的指標。

所有人都學會這套拳法的時候，事情就變味兒了。好了，現在大家都知道你喜歡投抖音和小紅書了，所以MCN（多頻道網絡）就來了——MCN直接流水線培養一批網紅，手里握著上億用戶，就等著品牌來找。MCN的出現，意味著整個流量產業鏈正式落成：品牌靠消費者購物賺錢，MCN靠給品牌宣傳賺錢，平臺靠分成賺錢。

然而，到了現在這個階段，銷量增速開始減緩，平臺的增速也在減緩，流量不再“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是有了一個定數，可此時此刻，仍然有大批品牌入場——僧多粥少，“卷”起來了。之前我們說過了，流量的本質是注意力，而消費者的注意力很多時候都聚焦在網紅身上。平臺和MCN是流量供給方，品牌是流量需求方，現在的市場是“供不應求”，流量價格必然升高——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所以，誰能開發新的、性價比更高的“流量密碼”，誰就是下一個“完美日記”。

現在比較有希望成為新版“流量密碼”的是私域流量運營，接下來，也許就是看誰玩私域玩得好了。之前完美日記所實施的那套戰術把重點都押在了抖音、小紅書這樣的公開平臺之上，屬于“公域流量”。私域流量則是將流量納入自己的管控之下，當獲得新用戶的成本日漸升高時，維系老用戶便成了最好的解決方案。

聽上去很玄乎，但實際上的操作卻非常簡單——建個公眾號，組個微信群，然后讓客服加用戶的微信。事實上，微信才是中文互聯網宇宙里最強的“私域流量神器”，微信的私聊、群聊、朋友圈極其封閉，無法用任何公開手段觸及，是100%純粹私有的。更重要的是，微信已經成了現代人的關系網，完全覆蓋了我們的朋友、同事、親屬、同學。

某種意義上，對品牌方來說，掌握了一個用戶的微信，就等于掌握了他的人際關系網。另外，微信的黏性也很大——以微信群為例，只要社交氛圍搞得好，群友在群里面聊得開心不吵架，幾乎不會有人退群，反而會不斷地拉自己的朋友進來。在私域流量的語境下，一個好的微信群應該被看作企業的優質資產。相較于現在已經高不可攀、營收占比五成以上的流量成本，私域運營的模式無疑更便宜、更健康、更持久。

“大而全”，還是“小而美”

回到了最初的那兩個問題：第一，如何讓消費者知道我的品牌；第二，如何讓消費者買到我的產品。今天，電商的普及已經將第二個問題完美解決，中國市場上的常規商品已經不存在“買不到”的問題。中國消費品牌未來最重要的任務只有一個：“如何讓消費者知道我的品牌？”所以，你必須知道：誰才是你的消費者。

理由很簡單：圈層化、地域化可能是目前影響新消費品牌知名度最大的因素，你必須知道什么圈層、什么地區的人才是你的目標。在當今中國消費市場，你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認識你，但你只要能在小圈子、局部地區里獲得知名度就可以算成功——小圈子、局部地區，價值可能會更大！比如，MENG、明華堂、年輪公園。

這幾個牌子，可能很多人都沒聽過，但并不影響它們在圈子里的地位。MENG是模型圈子里公認的國產高端品牌，同樣是塑料坦克模型，同尺寸下，MENG的產品普遍可以賣到200～300元，而日本的TAMIYA品牌的產品中，只有最高端的產品才有機會和MENG比價格。明華堂是漢服圈子里公認的高端品牌，明朝款式的女款漢服，一套下來需要1萬元，僅一件上衣就要4800元，和歐美奢侈品品牌不分伯仲。年輪公園是美式復古愛好者圈子里知名的高端家居品牌。一個黃銅晾衣架，價格可以高到3800元；一盞雙管熒光燈，價格也可以高到3600元。

實際上，這些圈子還可以無限細分下去：漢服圈子里，可以分出明制的、宋制的、唐制的；模型圈子里，可以分出玩高達的、玩坦克的、玩軍艦的；復古圈子里，可以分出美式復古、日式復古、國潮復古……中國的社交網絡過于發達，相比起商家苦心經營的“KOL矩陣”，各種基于興趣而結成的微信群、QQ群、論壇在很多時候向消費者傳遞了更多的品牌知識。

新消費的人群里，很大一部分人都屬于這種情況——在電視和傳統電商的時代，主流渠道上的信息沒辦法滿足他們個人趣味上的需要，但隨著抖音、快手、B站、小紅書等社交媒體的擴張，他們找到了同志，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組織。

很多時候，新消費滿足的恰恰就是之前沒有被滿足的那群人的那些欲望。如今，中國的新消費已經走入了下半場。鋪天蓋地的流量狂潮已經漸漸平息，連抖音、快手的增長曲線都已經趨于平穩——短時間內，中國人的注意力分配格局將不會再改變了。

在筆者看來，新消費品牌不應該和大趨勢對抗——注意力的分配已經趨于穩定，流量市場已經確定供不應求，就不要再下血本去買流量、賭博似的去攪弄風云了。對投資人來說，流量退潮之時也是一個復盤梳理的好時機——或許，健康的“小而美”才是中國新消費最好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