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留在教儀社，跑我的平反事宜。1972年春，我找到“省文教委”最高領導軍代表苗*星，要求按尹代表與我簽的《保證書》“有錯必

我仍留在教儀社，跑我的平反事宜。1972年春，我找到“省文教委”最高領導軍代表苗*星，要求按尹代表與我簽的《保證書》“有錯必糾”辦事，苗*星居然說：“清隊是‘從好人里清壞人’，沒有‘從壞人里清好人’的具體政策，等一等看看再說”。我就天天去找省里的有關領導。省文教委政工組楊*泉組長對我說：“經省領導研究，將關于你的問題的調查材料存在了省委檔案室，保證永不丟失，永遠有效。到能夠平反時，可從省委檔案室調出有關材料，作為平反依據。你記住存檔時間、編號，以便到時你單位來人調檔。”老揚隨手給了我一張調取檔案的憑證。到此，我的政治問題雖未辦理了平反手續，但省教育廳上上下下，凡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王振金是冤枉的，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無形中給我恢復了名譽。

1969年到1972年的上半年，有兩年多的時間我都在太原，住在省教儀社，除了跑我的平反事宜外，經常在教儀社修理部幫忙，發揮我的一技之長。我曾給教儀社畫過油畫、制過牌匾。我為教儀社編繪刻印《鋼琴修理圖解》時，結識了修琴技師聶*珍（陽泉人,后調任陽泉師范總務主任）。其間教育廳李*泉（聶*珍的同學,左權人,后任教育廳人事處長）下放到壽陽縣，他回太原就和我在教儀社同住一室，彼此混成熟人。那時肖*英副廳長被打成“走資派”，常蹬三輪車為省政府食堂買菜，車壞了，就去教儀社修理部修車。我常幫他修車，結識了肖廳長。申*生（河南人）、胡*德（太原人）二人原本與我互不相識，通過調查處理我的問題，我們結為摯友，還結識了陳茂林（晉城人,后任山西省教育學院院長）等人。這些同志日后幫了我很大的忙。

1972年初夏，山西省教委（即教育廳）將山西省教學儀器廠移交給太谷縣工業局代管，如果我再不回去，人家就停發我的工資了。再者我的平反事宜也算暫告一段，我就回到教儀廠。當時教儀廠停產，無所事事。正好郭齊文（榆次人,師范校友,書法家）當年在太谷晉劇團當團長，他不在乎我是 “老反”,劇團排“樣版戲”，他經常請我到劇團畫布景。我還經常給太谷各單位畫大幅宣傳畫、裝彩車。雖不掙錢，過節總會送點禮物，我個人好吃好喝，好煙管抽，節省下伙食費養家，我又恢復了“文革”前的自在生活。

1975年11月初，省教委任命“山西農學院”（校址在太谷后改稱農業大學）的馮*義為教儀廠廠長。馮*義帶來一班人馬，他以“表面處理車間”無人指導生產為由，多次找省教委，要求我回去。我也因“平反事宜”，需回太谷聯系，肖主任同意我暫回太谷。這年一冬天，玉英帶著麗娟、麗華兩個女兒，依然住在廠里過冬。1976年春節前，新來的會計杜*荔扣了我的工資，抵還舊日出差借款。我罵了新任的財務主管胡*珍，才如數領到工資。為此事，我得罪了馮*義及其下屬。我將玉英和孩子們送回西社，全家團聚過了大年。

過了正月初五我返廠，炊事員杜*和師傅告訴我說：“馮*義給新招的徒工在飯廳開會，他說王振金是反革命，技術上聽他的，言行上監視他，發現問題隨時報告”。賈*元、趙*虎也說：“馮*義不是個東西，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你快走吧。”我分析，“平反手續”辦不下來，“把柄”握在人家手里，閻*仲雖未復職，但他一天跟在馮*義屁股后頭瞎鼓搗，不會有什么好事。我必須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于是我給申*生去了一信。很快，肖主任派專車把我接到了“省教展”（館址當時已遷至黃陵山西省教育學院），從此我再沒有返回太谷工作。

1978年9月18日，申*生送給我兩封太谷來函，打開一看，原來是太谷法院于1978年8月30日作出的《（78）法刑裁字第17號刑事裁定書》，撤銷我“叢生社同案犯”的錯誤判決；太谷公安局于1978年9月14日取消將我以“反革命分子”論處的錯誤結論，同時收到了太谷師范和省教儀廠作出的相應平反通知。雖“叢生全案”的性質未變，但我個人的冤案平反昭雪了。

我的五舅，也在1978年得到平反。五舅名叫陳握瑜，出生于1925年，原名陳斗璽，握瑜是他后來另起的名字，出自《楚辭·九章·懷沙》:“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1941年，十六歲的陳握瑜到祁縣秦村與我母親告別，跟隨三舅到甘肅謀生，當小學徒學做生意，從此再也沒有回過山西老家。五舅的童年、少年時代，母親和外婆對他很好，也盡到了努力，讓他在家里讀了幾年小學，她們的善良品質影響著他，與他后來參加革命不無關系。三舅返晉后，他孤身一人在蘭州打工，多次遭受失業威脅，生活窮困潦倒。為了一碗飯吃，他不得不向別人低頭，像野人一樣遭受別人的白眼。好不容易找到醫院里一個臨時護員的工作，自己慢慢積蓄了點錢，才得到一個半工半讀的機會, 總算是念上了中學。

漂蕩無依，失學失業的生活，使他有機會認識了一些進步的人，在他們的影響下參加革命，加入了地下黨組織。北京解放后，幾個朋友聽說解放區讀書不要錢，鼓勵他去北京考學校。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陳握瑜于1949年3月來到北京，參加了華北大學的短期培訓。南方解放后，組織把他調去湖南，1950年到中南大學進修，1954年調去省委黨校，一直在黨委機關的宣傳、文教部門工作，而后在省委黨校從事理論研究。

五舅十六歲遠離故土，在異鄉舉目無親，孤身一人過著漂泊無依的流浪生活，他感激共產黨收留了他。五舅經常想，像他這樣的人，是沒有前途的。是共產黨給他許多次學習的機會，給他解決了一切，把他變成一個有用的人，他堅信，只要自己不犯錯誤，他的黨是永遠不會拋棄他的。五舅對黨忠誠不貳，為人正直善良，然而，就是他這樣的共產黨人，在1957年的反右斗爭中，竟然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五舅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下放到湖南省少數民族地區勞改十余年，當時正在中南大學讀書的女友，也因受到他右派問題的牽連而自殺。1967年，他到北京反映問題，當時正是文革初期，返回長沙即被捕入獄，羈押五年。五舅被打成右派后，二十多年沒有給家人寫信，直到徹底平反，才與家人回復聯系。最初，他以為問題不大，很快會澄清，不應讓親人們擔這分憂慮。但是后來，他眼見許多同志的家屬、親友遭到無辜株連，就更無勇氣聯系家人了。

1978年，根據中央政策，湖南省委黨校對他的問題作了改正，五十三歲的陳握瑜得到平反，恢復了黨籍和名譽，被任命為長沙鍋爐廠黨委書記，后又調到長沙市委黨校任職。陳握瑜1985年離休，享受廳局級待遇，他終生未娶，晚年孤獨無依，臨終前將積蓄交給黨組織,在長沙市委黨校設立了“握瑜教學獎”、“握瑜科研獎”，去世時享年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