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讀《資治通鑒》，讀到唐太宗李世民時期，覺得心里敞亮痛快。這其中有金戈鐵馬、氣勢如虹、改天換地、重塑乾坤的事業；有雄才大略、

夜里讀《資治通鑒》，讀到唐太宗李世民時期，覺得心里敞亮痛快。這其中有金戈鐵馬、氣勢如虹、改天換地、重塑乾坤的事業；有雄才大略、智勇超群、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智慧；有百廢俱興、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百姓安康的盛世；有天下歸一、八方來賀、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宏大局面。更使人感動落淚的，是字里行間撲面而來的李世民的“仁愛”。

李世民的仁愛，是“仁”與“智”的統一。他是智者，也是勇者，更是仁者。他曾經寫過一首《賜蕭瑀》：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在他那里，智者和仁者應該是血肉一體、密不可分的。智，是屬于能力與學識方面的東西；仁，是屬于道德層面的東西。單純智商高、認知能力強，只能叫做聰明，甚至是小聰明，不是真正的智者。其實，歷史上的紂王、隋煬帝，個人天賦都是很高的，就是屬于這種情況。真正的智者，是智慧高、道義層次高，非德不足以達到。李世民把“仁”看作智者的必要因素，顯然屬于后者。

也許有人會拿李世民火并建成、元吉的事來指責李世民的不仁。李世民殺建成、元吉不假，但原因是建成、元吉要殺李世民，李世民被迫絕地反擊，頗有正當防衛的意思。其實這種不仁在很多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身上都是共同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隋文帝楊堅，也曾經把前朝皇子皇孫殺個干凈，但并不妨礙他對百姓的仁慈。北齊高洋，也把拓跋家族殺得一個不留。這更多的是封建制度的局限，在那種選拔最高接班人的方式下，這恐怕也是難以避免的。問題在于是濫殺無辜、殺人無度，還是罪罰相當、慎殺少殺。李世民顯然屬于后者。

孔子說，仁者愛人。愛人，不是抽象的。同時，仁也有小仁與大仁之分。以百姓為本，以百姓為念、以百姓為重，就是大仁。這在那個時代，無疑屬于先進的思想。李世民的仁就屬于大仁。

我們固然不能要求封建帝王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即使按照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標準去衡量，帝王之間的差異也是天地之懸。有道者在制定政策、做出決策的時候，把“民為貴”的思想體現得很充分，念念不忘百姓。在這一點上，李世民堪稱典范，其以民為本的境界和情懷令人感嘆。

他在決策的時候，常常把百姓的利益和福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把百姓的幸福作為自己的快樂。他曾經說，朕為萬民之主，想讓百姓們都富貴，如果教給他們禮儀，使他們年少的孝敬年長的，妻子尊敬丈夫，那就都尊貴了。輕徭薄賦，使他們各治產業，那就都富足了，如果家給人足，朕即使不聽音樂，也自然樂在其中了。

貞觀年間，百廢俱興、政通人和、盛世的景象日益呈現，李世民的聲望也是與日俱增。而中國歷史上，歷代帝王無不把能到泰山封禪作為光耀之事。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均曾為之，后世為政者常常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文武百官多次請行封禪大禮，但是都被李世民婉拒。他說，你們都認為登泰山封禪是帝王的盛舉，但朕不認為這樣。如果天下安定百姓家家富足，即使不去封禪又有什么傷害呢？從前秦始皇行封禪禮而漢文帝不封禪，后代難道認為文帝的賢德不如秦始皇嗎？實際上終李世民一生，他也沒有去過泰山封禪。

如果一個決策會妨害百姓的利益，李世民通常會改變決策，對于勸諫也是從善如流。據記載，貞觀14年，太宗將要去同州狩獵，正逢秋收來臨，百姓收獲莊稼的進度剛十分之一二。劉仁軌勸諫到，此時讓百姓承擔狩獵的服務事宜，諸如筑路修橋，將耗費大量人力，一定會妨礙秋收，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月，等到糧食收割完畢再狩獵更好。唐太宗不僅采納了他的意見，而且重用了劉仁軌。

李世民以百姓利益為重，為了百姓利益，有時候甚至要犧牲自己的親情。唐初的時候，薛延陀國在漠北稱雄，當時唐朝面對突厥進攻的壓力，無力四面出擊。擺在唐政府面前的有兩個選擇，要么發兵將其消滅，要么采取通婚的方式加以安撫團結。房玄齡建議，中國剛剛安定，出兵征戰兇多吉少，還是和親為上策。太宗同意這個看法，說：朕即為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果對百姓有利，何必愛惜一個女兒呢？于是決定以宗室女為新興公主，嫁于薛延陀可汗夷男。雖然因為禮節上的瑣碎問題，太宗食言，斷絕了與薛延陀的婚姻，但太宗決策的理念依然令人震撼，他的仁愛主張和舉措在后世仍然可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