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好地開展P-2導彈的仿制工作，在1957年的年底，國防部五院組建了兩個分院：一個是以原六、七、八、九、十室為主體的一分院，另一個

為了更好地開展P-2導彈的仿制工作，在1957年的年底，國防部五院組建了兩個分院：一個是以原六、七、八、九、十室為主體的一分院，另一個則是以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室為主體的二分院。我們其實可以這么認為，一分院主要負責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設備，包括導彈彈體、發動機、燃料等等；二分院主要負責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程序，包括控制系統、導航、參數標定等等。一分院有8個研究室，駐扎在北京市長辛店附近的云崗；二分院共有12個研究室和一個試制工廠，駐扎在北京市永定路附近。

時間到了1958年，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在這一年的一月，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對于我國的航天事業而言，受此前蘇聯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的鼓舞，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任務“581”也得到了提出。盡管，我國在當時還未能造出導彈來。（關于“581”計劃以及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制始末，可以關注此前連載的“來自太空的中國之聲”系列文章）

5月29日，聶榮臻向國防部安排了P-2導彈的仿制工作，將我國仿制P-2導彈的代號定名為“1059”。意即，我國仿制的第一批導彈定于1959年10月份前出廠，爭取國慶十周年內試射。

我們對于P-1導彈的學習與認識，靠的是反設計工作。但對于P-2導彈而言，我們又有了更新的手段。按照《新技術協定》的要求，蘇方將向中方提供P-2導彈的全套圖紙，將圖紙翻譯出來，就可以下發到各個廠家進行仿制，大大加快進度。但同時，對于P-2導彈的反設計工作也在進行中。

6月28日，蘇聯提供的第一批圖紙資料運抵我國，國防部五院的技術人員立即開展了艱苦的翻譯工作。北京的夏日酷熱難耐，人們在汗水中將圖紙一張張翻譯，一張張復制。錢學森見此情此景，晚上常常與機關人員帶西瓜去慰問參與翻譯的人員。在一個月之后的7月28日，圖紙全部翻譯復制完成，下發到工廠。8月，來自蘇聯的導彈專家也來到了中國，開始具體指導仿制工作。

在仿制開始之前，先要確定導彈總裝廠的廠址。

一個工廠需要大量的設備與熟練技術工人，新建一個廠顯然不如改建一個廠來得迅速。同時，導彈與飛機同為利用空氣動力學原理的飛行器，因此其生產也與飛機相似，那么，就需要從飛機制造廠中選擇一個進行改建。再綜合北京資源優勢、廠房擴建潛力、保密需求等要素評判，最終位于北京南苑的211廠被選擇成為導彈總裝廠。這個曾經飛出過中國第一架飛機的工廠，也將把第一枚導彈送上藍天。

仿制工作注定是一場苦旅，甫一開始，“四座大山”擺在了人們面前：

第一是蘇聯提供的資料不完全。盡管P-2導彈的總體資料比較完善，但一些細節方面則純屬一片空白。這樣的問題主要是在導彈配套的地面設備上：例如加注設備需要定量定速加注燃料，但流量計、加注泵的圖紙是沒有的；遙測系統需要知道火箭的各種狀態，包括火箭姿態、過載等等，但姿態傳感器圖紙缺失；最離譜的是，火箭發動機試制完成后需要試車，關于試車臺的資料根本不存在，任新民去索要圖紙的時候，卻被蘇聯專家一句“等你們把發動機造出來之后，到我們蘇聯去試車”給打發了回來。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看上去像P-2導彈的模型，不能投入使用。

第二是制造材料的缺乏。圖紙只是圖紙，需要找到合適的材料才能將其變成實物。盡管P-2導彈對于蘇聯而言算是較為落伍的產品，但國內的技術水平仍然不能達到要求。例如大面積鋁合金板材、不銹鋼組件、密封件等等，例如RD-101的火箭發動機密封件要求用十分細密的皮革制成，用蘇式修辭就是“像3歲的小牛犢臀部沒有挨鞭打的皮膚一樣”（為此，翻譯員在翻譯的時候還鬧出了笑話，以為非要這樣的牛皮不可），像這樣的材料在我國是比較難以獲取的，而蘇聯圖紙的原始設計要求就是如此，能不能用其它材料進行替代，誰也不好說。

第三是加工設備的匱乏。僅有原材料是攢不出導彈的，必須要經過加工。而P-2導彈的大尺寸零件較多，因此需要大噸位的水壓機、大型車床等大部件；同時P-2導彈的一些部件工況極端，因此需要精密機床。但能夠滿足P-2導彈仿制需求的加工設備國內都十分缺乏，蘇聯專家在華期間遍尋國內的各個廠家，也不得不多次表示“沒有條件制造，趕快向蘇聯申請訂貨?！倍K聯的加工設備運輸到我國是一個非常耗時的過程，究竟是自制還是外援，這也成為了人們需要取舍的問題。

第四是組裝力量的薄弱。零件加工完畢之后就需要組裝，而組裝也是一門大學問。P-2導彈的各個零件除了極個別地方采用鉚接之外，絕大多數部件的組裝均需要焊接。而焊接又分為各個不同的工藝：從焊接裝備看可以分為電焊、氬弧焊、氣焊等；從工藝上看可以分為點焊、滾焊、對接焊等；而總裝工廠一是人數不多，二是工種不全，三是經驗不足，四是規程不嚴。而且導彈部件的測試工作也是重要的一環，如何在沒有測試條件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測試，將是導彈能否上天的核心。

一句話，“1059”導彈的制造從頭到腳都存在問題。

但沒有什么問題是克服不了的。

因為我們的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以及自力更生。

在收到了問題的報告之后，國防部五院會同全國各個相關的工業部門，對P-2的仿制工作展開了全面的會戰。全國直接、間接參加會戰的單位1400余個，主要承制工廠60余個，他們將把3800多個導彈零部件問題給一一解決。

面對圖紙不全的問題，我們自己獨立開展研究、學習、設計工作。例如5D52發動機（即RD-101的國產仿制品）的試車臺，盡管蘇聯有援建工程，但任新民也帶領諸多技術人員，從消化RD-101發動機的資料著手，參閱大量相關外文資料，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經過兩個多月的反復調研與計算，提出試車臺設計任務書，并與航空建筑設計院一起設計了發動機試驗站。1959年夏天，二號試車臺開始建設，任新民帶領發動機設計人員會同廣大干部、科技人員、技術工人一道，執行“三班倒”，日夜奮戰在工地上，終于在同年年底完成土建與設備安裝工作。但相關的儀器調試則又花了半年時間——盡管蘇聯專家能夠提供部分幫助，但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問題是需要自己解決的。因此人們又在摸索中前進，通過實踐總結出一個又一個經驗，以及教訓。最終在1960年6月，二號試車臺完成了調試。在試車臺從零開始的建設過程也指導著人們在研制更大、更先進的試車臺，形成了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試車臺設計技術。

面對生產材料缺乏的問題，我們積極開發新材料，同時盡可能用手頭的材料作為替代。到1959年底，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先后與東北輕合金廠、鞍鋼、撫鋼、大連鋼廠、北京鋼鐵研究院等單位簽訂了試制各型金屬材料的協議，共153項；還同各化工、建材、輕工、石油部門等20余家單位簽訂了各型非金屬材料協議，共87項；此外還同洛陽軸承廠等零件廠簽訂了多份零部件提供協議等；另一方面，我們也向各兄弟單位求援，大量尋找成品元件，有時為了一個小小的零件，國防部五院的高層領導也要親自出動向各個單位求援……就這樣，經過各個單位的反復協調與落實，一個全國性的協作網絡得到構建。同時，結合我國的實際，一大批替代產品得到了大量使用：我們在反設計P-2導彈，吃透技術文件，大量計算驗證的基礎上，不僅總結出了相應的技術標準，還指出了蘇聯圖紙上尚能優化的地方，并以此來確定需要使用的材料。例如一分院第七研究室（今航天材料工藝應用研究所）主任姚桐斌帶領團隊與有關工廠密切配合，在一年內，利用30余種膠料試制出176種不同要求的密封件，大量替代了特殊皮革的原始要求。在全國各個單位的通力協作下，“1059”導彈的各種材料與元器件問題正在逐漸地得到解決。

面對設備匱乏的問題，我們用已有的設備進行改裝。例如“1059”導彈的大尺寸鈑金結構件需要一個千噸水壓機——在今天當然不算什么，但是在當時，全國只有武漢鍋爐廠才有這套裝備，而且加工鍋爐的模具與導彈完全不一樣。因此負責導彈加工的211廠技術人員認為，可以安裝一個類似轉接器的過渡模座予以解決。盡管蘇聯專家反對這套“土法上馬”的方案，并指出良率過低的潛在風險，但即便是這樣，211廠領導認為，只要有哪怕一兩個成功，那也是成功。同時為了打消鍋爐廠對于水壓機損壞的顧慮，聶榮臻親自出面向湖北省委與武漢市委做了思想工作，這才讓水壓機用于“1059”導彈的制造，經過多次嘗試，終于成功。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獨立自主地研制了一些特殊設備。例如本來應該由蘇聯方面提供的用于焊接彈頭的特殊焊機遲遲未到，屠守鍔僅憑一張蘇聯專家繪制的草圖，帶領三名技術人員從零繪制出特殊焊機圖紙，等到特殊焊機送到的時候，彈頭早已由這臺自制的焊機焊制完畢。

面對技術薄弱的問題，我們的設計代表入駐工廠，開展技術人員與工人、工藝人員“三結合”活動，現場解答技術工人提出的各種設計問題。同時對于一些不嚴格按照規章制度開展生產的廠家，我們也設立了“一票否決”制度。例如5D52發動機各個部件由若干個生產廠家分別研制，410廠承制發動機主體，111廠承制渦輪泵，原先發動機的活門由西安的一家飛機發動機活門廠生產，但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工廠的規章制度被破壞，盲目地追求數量與進度，不按規定生產，導致良品率很低。蘇聯專家甚至為此出離憤怒：“對產品質量如此不負責任，簡直是對國家的犯罪！”因此很快國防部五院將活門的生產任務轉移到211廠進行。同時410廠與111廠的每一個零件與工序都得到了進一步嚴格的檢查與執行，從根本上提高了生產技術水平。

在生產出導彈分段之后，還需要開展一系列試驗。例如導彈的各個結構需要開展靜力試驗以驗證其靜強度，而當時專用的強度實驗室還在建設中。為了快速開展靜力實驗，屠守鍔率隊因陋就簡，選定一個舊機庫，土法上馬，開展實驗：機庫的凈高不夠，人們就在地上挖一個大坑來變相增加高度；而主要的實驗設備靜力實驗平臺則是用舊飛機上拆下來的5個液壓傳動筒跟自制的承力地軌完成的。短短半年時間，這個舊機庫就變成了一個簡易力學實驗室，連蘇聯專家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也為之驚嘆——特別是當他用挑剔地比對實驗大綱之后，發現所有的設備都完全符合要求的時候。

對于看不見的控制和制導系統，控制系統組組長黃緯祿、制導系統組組長梁思禮帶領團隊從零開始進行研制。在基于自己參觀V-2導彈的經歷，并仔細研究了P-2導彈的控制與制導系統之后，黃緯祿認為導彈的控制系統與他參與的項目有相當的共通之處。既然原理可以把握，那么仿制就不是問題。就這樣，黃緯祿和梁思禮帶領年輕的研制團隊圍坐在黑板前，不斷地討論，記錄，將P-2導彈的控制系統逐漸分解，消化吸收。幾個月后，黃緯祿和梁思禮帶領控制和制導系統組繪制出了P-2導彈控制系統的圖紙。

除了導彈的系統之外，導彈發射場的地面系統也同樣重要。這些地面設備包括導彈發射系統、燃料加注系統、飛行遙測系統等等，主要負責人為謝光選。這些地面系統需要分別由多個廠家予以協作研制，但每個廠家之間的業務顯然是不同的——有設計車輛的，有搞無線電的，還有實驗設備廠家……盡管有相關的圖紙可以參考，有蘇聯專家予以指導，但謝光選還是成為了一個“大忙人”，他不僅需要帶隊下工廠與工人師傅交流，還需要負責起草遙測系統的操作規程，甚至還需要清楚地了解各個地面設備的生產廠家、存在的問題、解決方案等等。在不斷的協調中，地面系統團隊也正在逐漸變得成熟，對于導彈的配套系統應用也更加得心應手。

除了P-2導彈之外，C-75地空導彈、C-2岸艦導彈的學習仿制進程也全面鋪開。為了更好地主持各型導彈的仿制工作，1959年下半年起，錢學森在力學所的辦公時間縮短，在國防部五院的辦公時間延長，而且為了防止行政后勤事務干擾到自己的科研教學進程，1960年3月，他還主動提出降為副院長。聶榮臻理解錢學森的苦惱，決定讓空軍司令劉亞樓則兼任了院長，空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秉璋擔任行政副院長，而錢學森擔任技術副院長，可以一頭扎進組織導彈仿制的工作中去。

在這段仿制的生涯中，國防部五院的人們不辭辛勞，天天在辦公室-食堂-宿舍的三點一線之間奔忙——有些團隊的辦公室跟宿舍甚至就在一間樓里頭，累了就躺床上歇一會兒，起來繼續工作，還有些團隊的辦公點就在一個機庫內，夏天熱如蒸籠，冬天又冷如冰窟，還有不間斷的飛機起降的轟鳴聲……而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下，“1059”導彈的工作卻在一點點穩步地向前推進著。

1960年2月5日，導彈的第一個部段——酒精貯箱成功通過驗收，仿制成功。接下去的兩個月內、導彈的尾段、液氧箱、儀器艙等各個部件都陸陸續續地傳來捷報，導彈即將步入總裝工作。

然而即便到克服了眾多困難，見到光明的時候，仍然有新的阻力出現。

為了檢驗國產燃料的性能，我們將嘗試發射一枚P-2導彈來予以演練。但此時，蘇聯專家卻認為我國蘭州化學實業公司生產的液氧不合格，雜質過多，遲遲不愿意放手，并一直要求用蘇聯產的液氧。盡管西伯利亞的氣溫常年很低，但液氧-183℃的沸點無疑會讓其在長途運輸的過程中跑得一點不剩！為了用鐵一般的證據證明蘇聯專家的觀點是錯誤的，梁守槃經過了反復的計算，認為液氧的雜質完全在可控范圍內，即便全部氧化也不會發生爆炸，為此，他還立下了軍令狀。蘇聯發動機專家組組長施涅金在審核了設計要求、計算過程、樣品化驗數據之后，也明確表示“中國的液氧性能完全符合要求”。除此之外，北京釀酒總廠生產的高濃度酒精，天津東方化工總廠生產的過氧化氫也被證明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而正當“1059”導彈的全部進展順利推進，即將開始首次試射的時候，一則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一般讓所有人為之錯愕。

←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