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亞特蘭大，金的五位律師私下里全都非常悲觀。在他們看來，金在牢門之外度過六十年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直到此時他們依然未能就辯

回到亞特蘭大，金的五位律師私下里全都非常悲觀。在他們看來，金在牢門之外度過六十年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直到此時他們依然未能就辯護策略達成一致。更糟糕的是，盡管這五個人彼此已經相互磨合的差不多了，并且也逐漸摸清了案情，但卻沒有一個人敢于拍著胸口拿出一份最佳辯護論據。他們目前的處境很棘手。協進會律師們過去幾年一直致力于民權案件，主攻方向是憲法。他們的從業經驗并不適用于涉及稅法的刑事案件。至于本案的基本事實——金的收入是否超過他在納稅申報表上所填數額——律師們估計無論他們說什么陪審團都肯定不信。他們還一致認為上訴法庭駁回陪審團裁決從而為金脫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便是律師們腦海中的凄涼景象。

來自芝加哥的威廉.明是一位著名的庭審律師*，他為辯護團隊承擔了一項微妙的使命。律師們急切地想要知道情況有多糟糕，金到底有多少未申報的實際收入，但是布萊頓的表現卻令他們絕望——這個人似乎只要泡在支票存根和銀行對賬單里面就很快樂了。明私底下將一位名叫昌西.艾斯克里奇（Chauncey Eskridge）的年輕律師介紹給了金，此人是他在律所里親手培養出來的后輩。明介紹說，艾斯克里奇是一位接受過會計訓練的稅務專家，并且要求金幫忙勸說布萊頓接受艾斯克里奇的幫助。為了促使自己的客戶接受這項要求，明動用了他在法庭上鍛煉出來的一切手段：他不僅要求金承擔第二位會計的費用，還要求金拋開父親的朋友與施主杰西.布萊頓——布萊頓是個很敏感的人，一定很反感外人的插足。律師們已經開始煩惱不安，擔心布萊頓出庭作證的時候因為憤恨難平而對他們不利。他們對于這些問題的敏感態度也致使明的要求變得更加緊張起來：他這是在迫使金自證清白。即使在與律師私密協商的時候，金也仍然堅持聲稱自己盡管每年經手成千上萬美元的資金，但卻從未挪用過一分錢。不過他曾對新聞記者坦誠，“稅表上有可能存在一點無意之失。”

*【1947年明曾經幫助W.E.B.杜博斯起草一份聲明，敦促新近成立的聯合國承認美國黑人與世界各地殖民地當中的本土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權主張。】

當金向艾斯克里奇聲稱自己無罪的時候，律師當中有人偷偷笑出了聲，艾斯克里奇聽得一清二楚。隨后他與自己的新客戶單獨留在了以便以謝教堂的書房里。當他詢問金如何填寫稅表時，金不大好意思地答道他幾乎完全依賴日記。在艾斯克里奇的追問之下，金解釋說他總是將自己的日常收支寫進記錄日程安排的袖珍日記本里，但布萊頓曾說過他對日記不感興趣，因為日記不能充當財務記錄。聞聽此言艾斯克里奇立刻振作了起來。他表示日記完全可以充當稅務證明——盡管很少有被告會主動呈交日記，因為這樣做往往會造成自證其罪的效果。但對金來說這卻是個好消息。艾斯克里奇趕緊問他日記在哪里，金回答說他想不起來了，但是柯瑞塔也許知道。于是他往家里打了個電話，柯瑞塔說日記應該塞在一個舊行李箱里了。隨后金向柯瑞塔傳達了艾斯克里奇的要求，讓她立刻找出日記并送到教堂來。

很快艾斯克里奇就拿到了進度日記本并且翻閱起來。每一頁日記上都有金的手寫注解，非常詳細地記錄了旅行開支、捐款和演講費用。每次收到捐款支票的時候，金都會記下他打算分配給領導大會、蒙改聯與德克斯特教會的捐款數額各自是多少，以及他打算為自己留下多少捐款（假如他當真這樣打算的話）。這本日記著實讓艾斯克里奇嘖嘖稱奇：一個銀行記錄混亂不堪的人卻有一本如此精確的日記。金解釋說，寫日記是父親從他小時候代就開始培養的習慣。按照金老爹的教誨，保持節儉的第一條準則就是制定精確到分的預算。金爽快地允許艾斯克里奇研究自己的日記。當五位主要律師和金聚在一起召開馬拉松式案情協商會議時，這位年輕的稅務律師回到酒店面對日記、計算器與表格度過了緊張而又漫長的一天。

一系列來自納什維爾和蒙哥馬利的新聞快訊打斷了了令金與律師們心力交瘁的協商會。第一條消息是納什維爾檢察官亞歷山大.盧比（Alexander Looby）的住宅被炸彈夷為平地，兩棟毗鄰房屋受到損壞，附近梅哈里醫學院足有147扇窗戶被震得粉碎。萬幸的是，正在房屋后間睡覺的盧比和妻子并無大礙，僅僅受了點皮肉傷。納什維爾警長將此次襲擊稱作謀殺：“這么大量的**肯定不僅僅是用來嚇唬人的。”本次爆炸襲擊的兇殘性質促使創痛過后的納什維爾團結在了一起。事發當日清晨，三千多人（其中包括許多白人）在市區游行了十英里。

納什維爾市長本.韋斯特（Ben West）在市政廳門前接見了龐大的示威人群。他發誓秉公執法，盡全力緝拿投彈者。為了在靜坐危機當中維護自己的領導權威，他辯稱自己并沒有權力命令店主們該怎么做。“我們都是基督徒，”他最后說道，“讓我們一起祈禱吧。”此言一出，人群當有有個學生立刻高聲喊道：“那我們能一起吃飯嗎？”祈禱結束后，戴安.納什擠過人群來到話筒前詢問市長是否愿意呼吁全體市民抵制種族歧視。“我呼吁所有市民結束歧視，放下偏見，并且摒棄憎恨，”韋斯特回答道。

“您的意思是快餐廳也應當這么做嗎？”納什緊接著追問道。她與市長當面對峙絲毫不虛的姿態讓人群沉默了下來。

“小姑娘，”韋斯特努力擺出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七年前我剛剛任職的時候就已經在本市機場停終止了種族隔離政策，從那以后大家一直相安無事。”

納什不依不饒地追問道：“那么請問市長，您會建議快餐廳也取消隔離嗎？”

身為溫和白人政客的韋斯特在群情激動的示威者面前被擠兌得幾乎下不來臺。面對著直指要害的提問，他僅僅回答了一個字：“會。”人群頓時沸騰起來。市長拼命想要將自己的回答往回找補一下，他反復提醒大家最終決定權依然掌握在店方手里。但納什對此毫不關心，她已經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了。

同一天下午，剛剛收到納什維爾新聞通訊的金又獲悉蒙哥馬利警務專員L.B.蘇利文以誹謗罪起訴了《紐約時報》以及名字出現在拉斯廷撰寫的廣告上的四名阿拉巴馬州領導大會牧師。蘇利文要求賠償五十萬美元。據稱帕特森州長、詹姆斯市長以及前任警務專員克萊德.塞勒斯都將提出類似訴訟來支持蘇利文。這些案件著實很離奇——《紐約時報》的廣告中并未提及上述任何一位原告的名字，所謂的誹謗只不過是廣告文本敘述內容上的細節錯誤。盡管如此這幾個人還是被拉斯廷的廣告氣得火冒三丈，聲稱其中的影射內容損害了他們的名譽。誹謗指控的主要依據是拉斯廷在廣告當中的依據概括性描述：他將鎮壓靜坐運動的南方執法人員統稱為“違憲者”。

蘇利文訴《紐約時報》案件從一開始就將一場微妙的政治困局堵在了美國法院系統面前。種族政治令人難以承受的敏感性將法官推向了幾乎有些超現實的極端諷刺境地。最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們為了回避了本案案情涉及種族問題的事實而創造了一項全新的法律規范。本案的涉案文章是一篇沒有提及原告名字的付費廣告，并非出自記者之手，也未曾經受編輯室的審閱。為了審理這起案件，大法官們重新定義了誹謗的法律概念，并且將涉案的付費廣告當成了可接受新聞報道的標準。如此大動干戈都是源自一場為金的稅務案件而舉行的籌款活動。不過金此時根本笑不出來，因為他正面對著更殘酷、更直接的諷刺。正當他與一幫本來就不怎么相信他的律師們會面，而且律師們甚至都不確定他們是否能收到律師費用的時候，又傳來了一條消息：致使金在稅務案后再次卷入另一場訴訟的阿拉巴馬州官員現在正在針對那些想要分擔金的辯護費用的人們申請懲罰性賠償。這場誹謗官司在當下的最直接效果就是極大增強了金籌措經費的難度。隨后阿拉巴馬州白人當局又發出通知宣稱，任何愿意為金刊登有償消息的報紙都將面臨阿拉巴馬州政府的起訴。對于律師們來說，這條令人沮喪的消息意味著在他們為第一場官司制定好辯護策略之前就要面臨第二場同樣煩人并且將會拖上好幾年的官司。此外他們在兩場官司當中拿到律師費的可能性又減小了。

盡管經歷了如此折騰的一天，但是金與各位律師們依然像是憑借賭命來糊口的專業賭徒一樣硬挺著男子漢氣概不肯動搖。一幫人在晚餐時分放開肚量大吃了一頓，還說了一兩個關于當天災難的笑話。第二天一早，疲倦但滿臉意外的昌西.艾斯克里奇把幾個律師叫到了自己下榻的沃勒瓦吉酒店。“伙計們，我有個消息要告訴你們，”他拿著計算表宣布，“金博士沒有挪用一分錢。”

這條消息讓明驚訝得屏住了呼吸。他無法相信某個刑事被告人的罪行居然不如他已經向報紙承認的那樣嚴重。艾斯克里奇解釋道，他把金的1956年日記上的所有數額都整理了一遍，計算結果僅僅比他在納稅申報表上申報的數額多出了微不足道的368美元，而這點出入也很可能是因為記賬誤差。艾斯克里奇告訴同事們，盡管接下來他們還需要花費很多工夫來證明金的確按照日記上記錄的用途花費了捐款，但就他個人來，他完全相信金的日記上的一切內容全都屬實。實際上他堅信金將會是他這輩子遇見的最誠實的人。

剛剛拜服在金的足下的艾斯克里奇將目瞪口呆的律師們留在沃勒瓦吉飯店里重新評估辯護策略，他本人則帶著這條振奮人心的消息火速趕到以便以謝教堂向金報喜。金矜持地閱讀艾斯克里奇的研究報告，直到他確定自己完全搞清楚了這份報告的意義之后才突然沖過書房，就像遇到久未謀面的親人那樣一把抱住了艾斯克里奇。這位來自芝加哥的稅務律師日后聲稱自己正是從這一刻開始對政治工作產生了興趣。艾斯克里奇對金越發忠心耿耿，甚至不惜疏遠家人，將全副身心投入了民權運動當中。日后當金在孟菲斯市遇刺身亡的那一刻，他就站在金倒下的那個陽臺下方。

到了正午，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的金離開亞特蘭大乘飛機趕到了納什維爾。當天晚上他在菲斯克大學體育館內的大型集會現場發表了演講。聽眾當中很有幾位白人，雖然不算多數，但是依然相當可觀。演講還沒開始主辦方就收到了炸彈威脅，不得不中斷了集會。警察疏散了體育館里的人群并且開展了搜查行動。這樣一來集會開始時間就被耽誤了好幾個小時。任何常規的集會都會因此而遭到取消，然而自從盧比爆炸案后學生們的情緒就極其高漲，根本沒有四散而去的意思。為了讓站在體育館外的學生們也能夠聽到里面的聲音，主辦方在外面架起了擴音器。當聽見金稱贊勞森帶領的隊伍是“南方最有組織有紀律”的隊伍時，人群沸騰了起來。金宣稱，他們的精神比任何惡意針對他們的投彈手與種族隔離法律都更強大。他堅信種族隔離終將完結，盡管他還不能確切肯定要等到什么時候。（僅僅二十天之后，納什維爾的靜坐運動便打破了市區六家主要快餐廳的種族隔離。）“謊言不能永存，我們不會絕望。宇宙與我們同在。一起努力吧，孩子們。不要厭戰。”

幸運的是，金已經習慣了不要信任高潮時刻，就好像他在遭遇低潮時也不肯屈服一樣。他剛剛帶著納什維爾的樂觀情緒回到家里還沒坐穩，民權陣營就在其他方向上爆發了內訌。第一炮攻擊來自羅伊.威爾金斯，他給金發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件，一開頭就寫道：“對于詹姆斯.勞森牧師在羅利會議上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所做的批評，我們感到非常困惑與痛心。”威爾金斯著重指出，“如此毫無道理的攻擊令我們感到非常委屈。”他威脅金要謹慎從事，否則導致民權陣營分裂的歷史責任就要由他來承擔。“我知道你與我都有決心避免兩家團體之間的分裂，”威爾金斯不動聲色地警告道。“我們尋求著相同的目標，對抗著相同的敵人。如果我們之間的裂痕繼續擴大，那么敵人們肯定會比過去四十年間的任何時候都要更高興。”在信件結尾威爾金斯要求金將功補過，并且表示目前“大局當中還存在其他干擾因素”，必須與金私下面談。在金看來，所謂的“其他干擾因素”應該指的就是他聘請勞森與穆爾加入領導大會的計劃。

勞森也遭到了間接的打擊。就在他納悶金為什么遲遲不給他加入領導大會的進一步通知時，他接到了來自和解團契的A.J.馬斯特打來的神秘電話。飽受尊敬的馬斯特要求勞森去波士頓羅根機場見他，因為有些話在電話里不方便說。在機場碰頭之后，馬斯特告訴勞森最近他頻繁接觸馬丁.路德.金，二人就非洲種族斗爭的局勢進行了深入磋商*。他還說金懇請他轉達一條最令人不快的消息：羅伊.威爾金斯不同意勞森加入領導大會。金表示，如果他同意勞森或穆爾加入領導大會，那么協進會“將和領導大會一刀兩斷，永遠不再來往。”

*【在南非沙佩維爾警方向抗議種族隔離的人群開槍之后過了兩天馬斯特與貝亞德.拉斯廷督促金來到加納參加了一場大會，大會主題是抗議法國在非洲進行核測驗的計劃。馬斯特很擔心全球范圍內針對夏普威爾大屠殺的憤怒情緒可能會促使非洲反殖民運動走上暴力道路。 “目前全世界恐怕再沒有別人能像你這樣令非洲人信服地宣講非暴力主張了，”馬斯特在信中給金寫道。他敏銳地意識到，在非洲更加頻繁地拋頭露面可以間接促進金在國內對抗種族隔離的斗爭，因為這樣一來“國內的不利因素想要攻擊或者阻止你與你的族群將會更加困難。”金最終決定不去參會，而是派遣阿博納西擔任自己的代表（阿博納西與馬斯特也是參加本次大會的唯二美國人）。但是金確實一直在與馬斯特以及拉斯廷一起支持非洲反殖民運動。比方說在5月5日他就在以便以謝教堂招待了肯尼思.卡翁達——傾向獨立的北羅德西亞領袖，也是日后的贊比亞總統。】

勞森難以相信這條消息。在他看來，威爾金斯居然會因為一次學生集會上的講話而動怒實在是無事生非并且見事不明。氣憤、頹然而又悲傷的勞森質問馬斯特，憑什么認為金會因為這點小事就聽任威爾金斯這個外人來決定領導大會的聘用政策。他慍怒地說道，如果威爾金斯當真因為他的組織遭受了小資作風與懦弱怕事的指責而坐立不安，那么他就應該做出改變。但是他的做法卻恰恰相反，竟然逼迫金將領導大會改造得更像協進會。馬斯特回答道，他只能從金說話的語氣和神態猜測，金并不認為威爾金斯是在虛張聲勢。馬斯特推測，這可能是因為金的理事會里有太多協進會的杰出人士，又或者金考慮到自己即將面臨兩場昂貴且很有可能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因此不想舍棄協進會的善意。

“我想馬丁低估了他的力量。”勞森疲倦地說。最終他和馬斯特一致認為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繼續糾纏這件事。勞森對馬斯特表示感謝并且表示他一向尊敬馬斯特，他很清楚金專門請來馬斯特向他傳達消息是多么體貼的善意姿態，而對于金本人來說做出這樣的姿態又是多么痛苦的折磨。他決定在金面前絕口不提此事。然而這番激烈指責的結果卻促使勞森更加獨來獨往，與民權陣營里的其他人都拉開了距離。至于道格拉斯.穆爾則從金口中直接得到了消息。金悲傷地反復表示自己別無選擇。心灰意冷的穆爾與奇跡般爆發的靜坐運動漸行漸遠。第二年他就離開美國前往比屬剛果傳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