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工業化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雖然時間跨度也是以世紀為單位，相對于人類社會的歷史依然是一個瞬間，也正是工業化，才真正拉

在人類歷史上，工業化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雖然時間跨度也是以世紀為單位，相對于人類社會的歷史依然是一個瞬間，也正是工業化，才真正拉開了國家的差距。屹立東方的中國固然輪番挨打，即使在歐洲曾經引領航海時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最終在工業化時代掉隊，北歐諸國倒是追上了步伐，成為最富有的國家。二戰的三個輸家軸心國，也憑借工業化程度的優勢，迅速翻身、如今依然是經濟發達國家，可以說工業化代表了一種效率。

在工業化歷史進程中，蒸汽機是開始的標志，而老福特和他的T型車生產，則是代表了大規模工業化時代的巔峰，通過單一品種，極致規模實現效率最大化。老福特的汽車是清一色的黑，符合普遍的審美，或者說是多數人的審美，福特通過巨大的效率優勢，成就了美國汽車時代的開啟。

在老福特贏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世界上有一群不合時宜的人開始反思工業化的負面，文學電影各自交出了自己的回答，這種消除差異化的工業化，在終極意義上還是扼殺人性的、把人變成機器，變成馴服的工具。老福特本身沒有錯，他的做法符合福特公司，也符合產業發展，而且他提高工資水平，讓他的雇員同樣可以買起福特汽車。但是總體而言，那是一個效率為先的時代，人們把效率放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以結果決定路徑。

在社會層面上，很少有比工業化更為高效的模式。所以，當高考成為唯一標尺的時候，教育領域出現高考工廠這樣的模式，其實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這是一個恐怕人人都明白，有點不得不的選擇。

高考工廠是這些年的新名詞，但是從源頭來說，則是早已有之，在恢復高考幾年之后，應試數育就開始顯現，而應試模式，其實就是高考工廠的基本“生產手段”。而與新時代高考同步的恰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對于工業化帶來的技術解決思路，也是很多人比較認可的，所以對于高考這樣一個關系到很多人人生的關鍵節點，采取技術化的終極解決，也是理所當然的選擇，特別是資源匱缺的地區，加上中國數育傳統向來不缺懸梁刺股的鼓勵。于是最終高考工廠模式脫穎而出，特別對于寒門子弟而言，更是必不可少。

在高考歷史上，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在停頓多年之后，大學之門開始敞開，以學習為尺度，這也符合學校的標準。但是，大學本身被賦予了一個不該屬于大學的東西，叫做干部身份。這個名號如今來看，沒有多大意義，在二三十年前，意味著成為體制一部分，是吃皇糧的，這使得高考的科舉味道濃厚許多，考上大學與范進中舉差別不大，舉人也是一個“干部身份”。

這個身份對于城市里的孩子們誘惑不大，而且干部身份本身也不代表更多的收入，表面上的現實利益誘惑有限（盡管隱性的東西很多），但是對于城鄉二元分化的中國社會來說，這意味著農村戶口的學子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吃皇糧的。這對于農家子弟來說，是一個強大的動力。在恢復高考前期，農家子弟體現了城里孩子所欠缺的勤奮刻苦，他們也成為校園里的主流，那個時候，以湖北的天門中學黃岡中學為代表的一系列縣里的中學，開始了高考工廠的雛形。

不同于城里，縣一級的教育資源有限，而且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學生不得不住宿，幾十里路程的來回，基本不大可行，于是住宿成為必選，從此多了在校學習時間。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應屆畢業生成為高考主力，幾年考試下來，競爭出一批重點中學，城鄉二元的社會，也帶來城鄉間的高考競爭，從師資配備上，城里自然占據絕對優勢，特別是外語藝術類教師隊伍，基本沉淀在城市里。但是在升學率上，往往是縣里的中學力壓一頭，學生刻苦自然是一個因素，但是刻苦本身有部分是需要克制人性的一些欲望，這需要內外作用，而不僅僅是內因。當時普遍采取的題海戰術，或許技術含量不高，不需要舉一反三，但是卻與如今大數據的理念頗為符合，涵蓋一切可能的題型，即使不會，也可以建立正確的反射弧，蒙對正確的答案，也正是因此，才有了高分低能的說法。

1988年奧運會，韓國憑借集中營式的訓練，完成了金牌獎牌的豐收，那一年中國代表團比較凄慘，以致于國內有“兵敗漢城”的說法(當年韓國首都的中文名字還叫漢城，而不是女如今西文音譯的首爾）。兩年前的亞運會，韓國隊在最后一刻才以一塊金牌的差距，屈居第二，當時也是這套訓練模式。從1990年北京亞運會開始，中國就開始狂攬金牌，而訓練模式里面的“鐵血”手段，也是重要因素，羽毛球隊的男單頭號吳文凱就被李永波清除出隊。

體育界的這種經驗不會被直接移植到教育領域，但是，兩者有相似性，與體育掐尖不同，高考競爭對于一些資源不足的學校，需要解決的是提高平均水平，用工廠的話，叫提高合格率，教育業叫做升學率。在師資生源雙重不足的前提下如何在競爭中出頭？麥當勞式的工業化成為必然選擇，規?；貜妥鲱}，高度競爭，促進學生的“斗志”。學習體育界的三從一大，再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只管高考幾門課，其余一概馬虎了事，任何與考試沒有直接關聯的事可以統統排斥，也就是一個單點突破，以點帶面，最終成就了名揚國內的幾大“名廠”。這些學校的升學率優秀率都可以非常了得，但是真正的尖子，與那些傳統名校的尖子生相比，有著非常大的差異性。

而另一方面，由于高中教育并非國家義務，為了保證升學率，很多學校會選擇降低分母的辦法，讓一些無望的學生放棄高考，對于這些學生也確實沒有實際的傷害(考了也考不上)，但是學校因此光鮮許多。

九十年代以來，大學生逐漸需要自己找工作了，國家不管了，干部身份也沒有了，對于有爹可拼的少數人來說，這是更大的自由。當然，這是總體趨勢，火上澆油的是擴招，攤稀了文憑的價值，于是名校成為更重要的選擇。而且對于畢業生來說，學校的出身確實影響就業，于是高分復讀的考生開始出現，他們成為產業界的香餑餑。另一個概念開始爆炸：狀元。我們那時最多只有省狀元的說法，現在擴展到縣市一級，于是學校就有了炒作的素材，他們就成為“優質鋼材回爐”，從而創造更優質。

教育到這個程度，那些已然名聲卓著的“高考名廠”也會關注“原材料”生源了，于是入學競爭也會激烈起來，而這種激烈使得學校管理上的“鐵腕”更好操作。這如同富士康的連跳事件，依然無法阻擋人們去富士康打工的熱情，無論是怎樣的冰冷制度，富士康依然是相對規范許多的工廠。

在現實中國，高考之外的路并不好，勞動最光榮依然是個華麗的口號，職業歧視依舊，這不是錢可以解決的。農民工收入高過大學生，本身只是勞動力市場的一個反映，但是在話題討論的時候，我們依然會體會到對于農民工的歧視，包括城市落戶政策，大都有學歷尺度，這些都強化了高考在社會中的過分重要性。

在通往高考這條路上，更多的家長基本是無能為力的。于是他們只能寄托于一個好學校，而這群家長也沒有能力判斷什么是好學校，他們全部的賭注就是考上大學，于是高考競爭異常慘烈，大學之后一片迷茫，畢業就業也就越發不知所以了。一個人十幾年的成長中只有一個高考目標，等到目標實現之后，也就失去了驅動力，因為這個目標往往是家庭施加的。更遺憾的是中國高考側重知識點，十幾年的考試訓練之后，往往失去了構建知識體系的能力，失去了對于事物的正確反應，馬加爵的案子算是極端的例子。

對于偌大的中國，取消高考，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但是，高考本身與公平真的沒有太大關系，無論高考怎樣調整，都會引發公平的焦慮。高考只是一把尺子，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本身就會有問題，而更大的問題是我們其實不想用別的尺子，任何對自己不利的尺子，都是會遭到反對。于是我們將依舊綁在高考唯一的標準尺子，對此，我們將會繼續觀看年復一年的高考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