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電記憶》耿飚是我國老一輩革命家，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一生。在《耿飚回憶錄》中，他用平實、樸素

來源：《西電記憶》

耿飚是我國老一輩革命家，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一生。在《耿飚回憶錄》中，他用平實、樸素又充滿幽默風趣的話語描述了他一生的革命歷程，本文以《耿飚回憶錄》為線索回顧了他曾參加龍崗戰役和第二次反“圍剿”中攻打公秉藩部隊，繳獲電臺、護送電臺的事跡，為這一時期紅軍通信學校（西電前身）培養大批無線電通信人才奠定了基礎。

耿飚(1909-2000)，湖南省醴陵縣人。1925年參加共青團，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年曾參加工運農運，任游擊隊長。

1930年參加紅軍，長征以后，歷任紅4軍參謀長、八路軍第385旅副旅長兼參謀長、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19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建國后先后擔任我國駐瑞典、丹麥等國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中顧委常委。

急需通訊工具

“那時我們還沒有電訊工具，各級之間的通信聯絡全靠通信員的腳板子，我就囑咐九師通信員，路上見到報紙，可以順手‘抓’回來，他們就說:

‘怎么？耿參謀沒有卷煙紙啦？不管。’

‘去！’ 我正色道:‘我是讓敵人的新聞官給咱們當諜報員呢。’”

——《耿飚回憶錄》82頁

各根據地紅軍在與敵人作戰中深深體會到缺乏無線電通信之苦。當時部隊指揮作戰，除使用少量的有線電話外，主要靠司號、旗語、煙火進行聯絡,遠距離的派通信員徒步傳遞命令。

這些簡易的通信手段，在小范圍、近距離內是可以的,但隨著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作戰規模的擴大，已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

繳獲半部電臺

“當時，紅軍中最缺的就是醫務人員和電臺人員。龍崗戰斗中，有的戰土看到張輝瓚的師部里有幾個大壇子，便罵：國民黨龜兒子，打仗還喝酒。紛紛用大石頭砸了。

實際上，那是電臺用的電池硫酸。所以，上級專門發了文件，要大家注意收容醫務、通訊人才。”

——《耿飚回憶錄》91頁

1930年12月30日，紅一方面軍在第一次反“圍剿”龍崗戰斗中，全殲國民黨軍張輝瓚第18師，繳獲半部電臺（我校第一部教具），有10名通信人員自愿參加了紅軍。

朱德總司令、毛澤東總政治委員親切接見了參加紅軍的王諍（我校首任校長）、劉寅等同志，勉勵他們為建立紅軍的無線電通信事業努力工作。

為了防止損壞繳獲的無線電臺，廣征通信人才，1931年1月1日，朱德、毛澤東嚴令各部：勝利后須注意收繳敵之軍旗及無線電機。對無線電機不準破壞，并須收集整部機器及無線電機務員、報務員。

調集學員學無線電

“當時，各單位都抓緊戰斗間隙整訓部隊、辦教導隊，以備對付蔣介石叫囂的第二次‘圍剿’。紅軍的作戰方式，也由原先單純的憑勇敢報仇雪恨，發展為講究技術戰術，不斷擴大勝利。”

——《耿飚回憶錄》94頁

1931年1月28日，紅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毛澤東總政治委員發布調集學員的命令。

1931年2月10日，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在紅一方面軍總部駐地——江西省寧都縣小布村開學，無線電隊隊長王諍、政治委員馮文彬直接領導訓練班的教學組織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員有王諍、吳如生、韋文宮、劉寅等。

“摸哨”發展到“摸電臺”

“摸哨”后來發展到“摸電臺”。當時，紅軍很想繳獲幾部電臺。第一次反“圍剿”時，龍鎮上有敵18師的幾部電臺，我們的戰士不知是什么東西，已經繳到手了，又統統砸壞了。為此軍團部專門發了通報。

于是教導隊的一些后生們便到附近的紅軍通信學校去，向人家打聽電臺由哪些部件組成，密碼本什么樣，電池液“咬手”怎么辦。回來就搞模擬器材，把繩子、箱子、泡菜壇子當“電臺”，設計好行動方案，把那些東西背的背， 抬的抬，一股腦兒“摸” 回來。

——《耿飚回憶錄》98頁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圍剿中繳獲一部收報機，1931年在打譚道源部隊時又繳獲一套完整的電臺和電池，第二次反圍剿，繳獲一套100瓦的電臺，第三次反圍剿結束時，紅一方面軍已有6部電臺。

1931年12月寧都起義的部隊帶來了8部電臺和40多名電臺技術人員，到長征之前，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一共發展到17部電臺。

這是沒有紙的報紙

“我總前委也在積極地制定戰略方針。從4月下旬，就下令各部與敵人脫離接觸，實施退卻集中，并開始了政治動員，在我由教導隊回到師部時，第一件事就是參加軍事準備會議，在方面軍的參謀會議上，我知道了各師都利用戰斗間隙展開了練兵運動，許多單位都辦了教導隊。

在總部，我軍第一部無線電臺已經開始使用。有線電話已經可以通到師部，我軍指揮機能已大大加強。”

——《耿飚回憶錄》102頁

1931年1月開始，紅一方面軍利用一部半電臺抄收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和外國通訊社播發的電訊稿，供領導參閱，使之及時了解國內外形勢，為正確制定反“圍剿”作戰方案提供依據。

當毛澤東第一次看到他們送來的電訊后，大加贊賞：“太好了，讓我大開了眼界，這是沒有紙的報紙啊!”

毛澤東同志指出：“有了無線電通信，部隊就可以撒得開、收得攏了。由于無線電的存在，縱使我們在農村環境中，但我們在政治上卻不是孤立的，我們和全國全世界的政治活動關系是密切的。

同時，縱使革命在各個農村是被分割的，而經過無線電，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導了。“

繳獲一套100瓦的電臺

“一聽說要打28師，大家一下子把眼都瞪圓了。公秉藩這個冤家，當我們在龍岡活捉張輝瓚、擊潰譚道源時，就他溜得快，讓我們遺憾了半年的時間，特別是我們聽說他有一部100瓦的電臺(其他敵軍都是15瓦的)，我們早就眼饞了。”

“戰斗已經進行到最后階段，到處是一片‘捉公秉藩啊!’‘繳他的電臺呀!’的呼喊，公秉藩只好換上一身士兵服裝，在臉上抹一把灰土，連滾帶爬地混進俘虜群里。

下午三時，第二次反“圍剿”首戰告捷，各團報來戰果和消耗，全師僅傷亡十幾人。寫完戰斗報告，我不禁又望望白云山方向，只見那團堡狀高積云已經散去，那山，越發顯得挺拔了。

黃公略軍長找到我們，喜滋滋地說:‘耿飚，把你們特務連借給我。’‘是!軍長，干什么用?’‘給毛總政委送電臺!一個無線電隊，一套電臺設備，完好無損!’我們高興極了。我對身邊的作戰參謀說:‘去!把特務連帶上，你親自負責，一定要看管好!’”

——《耿飚回憶錄》105~107頁

第二次反“圍剿”作戰，紅軍自己培養的無線電報務員開始上機工作。殲滅敵28師公秉藩部時繳到一套100瓦的電臺。

于是確定把前一套電臺由王諍、伍云甫、曹丹輝、涂作潮等帶到前方，跟隨毛總政委和朱德總司令行動，劉寅和曾三帶新繳獲的這一套電臺以及公秉藩部過來的人隨葉劍英在后方。

從此，前后方開始了無線電通信。1932年初，這部機器成為蘇區黨中央局的專用電臺，在紅軍的編制序列上，叫無線電第1分隊。接著在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曾三在機上與上海黨中央取得了聯絡。

從紅軍戰士屢建奇功繳獲敵人電臺，到自己制作無線電臺，我軍的電臺數量日漸增多。回首那些艱難困苦的歲月，一部部珍貴的無線電臺，一道道劃過長空的紅色電波，為我黨、我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紅軍無線電臺數量變化情況表

耿飚同志的一生與電臺結緣，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結緣，為我軍的無線電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機智果敢，為我軍繳獲了一套100瓦的電臺，率領部隊打了許多硬仗，他在戰斗中英勇無比，是當之無愧的“耿猛子”。

耿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為我軍通信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

《耿飚回憶錄》

【圖文：強薇 來源：《西電記憶》 編輯：田鴿 任丹 張瑩 責任編輯：田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