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引進的技術上進行創新，不僅意味著對技術本土化的成功，也象征著其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技術創新體系。中國從1960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引進的技術上進行創新，不僅意味著對技術本土化的成功，也象征著其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技術創新體系。中國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國家工業建設開始以三線建設為中心，極度傾斜國防等重工業，同時伴隨著政治運動，使得這一時期的技術進步顯得格外艱難。

當時首先面臨的困境就是技術人員的匱乏，由于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長期從事體力勞動，高等學校停止招收新生，正規中等教育的學制時間一律縮短，職業技術教育中斷，各類學生畢業后必須先當普通農民和工人或者上山下鄉等等因素。由此大規模工業所需的技術人力資源異常短缺，對此國家只能就以“七二一大學”這樣的企業業余培訓學校代替正規大學。這種主次顛倒的人才培養體制使原本就不高的職工文化技術素質普遍下降，特別是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明顯減少，這是造成此后中國自行掌握引進技術十分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是工業部門的大批科研機構的縮小解散。1969年時整個中國科學界進行了徹底的權力下放。下放后的研究所和地方發展沒有直接聯系，反而成為地方的負擔。由于當時專業學會和科學期刊都被停辦，各地研究所無從了解彼此之間的科研進展狀況，導致了不必要的重復研究。國防科研雖然在備戰第一的方針下備受重視，在1967年中央和中央軍委將中國科學院幾乎半數的研究所劃歸國防科委，但這樣一來中科院就失去了綜合配套的優勢，元氣大傷。同時基礎理論和基礎研究再度遭受輕視，科研技術人員致力于解決生產建設中發生的實際問題，很少鉆研理論，從而很難在面向生產的高級知識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技術。

在經費上，當時為了保證國防與三線建設，其他各項非生產性投資都作了最大程度的壓縮。1963-1965年科研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5.8%，而1966-1976年則下降到4.5%，其中軍用科研經費還占了多半。如1968年和1969年，軍事科研費用支出分別占科研支出總額的67%和64%。四五計劃期間，三線地區國防科技工業的年均投資比三五期間又增加了48%。

在企業內部，研發和質檢部門被視為無用之物或忽視或是解散，規章制度被當作“修正主義”的“管、卡、壓”而被廢除或形同虛設。企業的折舊基金雖然在1967年由上交中央財政改為下放，但折舊率依然只有約4%(通行慣例是10%)，還被部門和地方層層扣留或挪用，企業很難進行正常的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導致企業生產率不斷下降，同時卻進行了大量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在“政治第一”成為壓倒一切的指導思想下，“發動群眾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兩條腿走路”、“土洋并舉”的一貫做法備受推崇，但因為失去了專家和技術人員的指導、必要的規章制度的約束，這些做法基本是起了負面作用。

由于政治因素，這一時期中國除了零星進口一些設備外，幾乎徹底停止了技術引進，之前在60年代初期與西方簽訂的項目不少也被推遲或中斷，但在新的三五計劃匯報提綱和四五計劃綱要 (草案) 還是提出了要“發展新技術，努力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技術水平”。

在這期間由于投資重點集中在軍工領域，中國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果，但由于受國防軍工系統多重分割的部門管理體制和嚴格的保密制度制約，使得這些技術原有的通用和專用設備、流水線具有明顯的為軍事需求服務的特點，難以適應大批量生產民用品的要求。例如1971年年末由于國內國際形勢緩和，軍品訂貨下降，電子工業不得不轉向民用，為此將24種通信設備推廣使用，結果暴露出許多弱點[4]。國防軍工占用了最好的技術資源，對整體技術水平的改善在短期內卻起不到多大作用，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甚至影響了一般工業技術引進基礎上的創新。

在民用工業上，許多新技術、新設備是在技術創新系統混亂和高速建設的要求下倉促完成的，質量不過關，性能不可靠。如20萬千瓦和30萬千瓦超高壓發電機組的制造，其中汽輪機采用四缸四排汽結構，低壓缸與12.5萬千瓦汽輪機低壓缸通用[5]。許多零部件出廠時未經嚴格檢驗，結果在安裝工地上就出現各種問題。國產大機組第一臺投產之后，不得不多次進行“完善化”工作，到1982年底耗用資金已達1億6千多萬元。許多大型成套設備都不同程度地遺留了類似問題，有的到1985年還在搞完善化。

這些引進技術基礎上的革新成果與世界相比多數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如電子工業為導彈、原子彈提供的某些技術是較為先進的，但電子產品和設備到1970年代才步人半導體化，而世界先進國家在50年代末就廣泛應用半導體技術，到70年代已是數字化了，57種精密機床原計劃到1970年完成研制，實際上到1970年代中期才基本完成，“九大成套設備”原計劃1968年掃尾，實際到1973年才全部制成。2000立方米容積的高爐在中國算是設備大型化的典范，但1976年日本最大高爐的容積已突破5000立方米，而當時中國全國高爐平均容積只有230立方米，而同期日本高爐平均容積在3000立方米，蘇聯的高爐平均容積達到了1300立方米。在1976年，火電設備，國外已經批量生產全自動控制的50-80萬千瓦機組，每度電煤耗310克，最大的為雙軸130萬千瓦機組，而中國能批量生產的最大機組為12.5萬千瓦，每度電煤耗在335克以上，而且一般為手動，分散操作控制。煉油設備最大單元裝置，1976年國外為1200萬噸，采用電子計算機控制；中國只有250萬噸，仍為常規自動化儀表。合成氨設備單元裝置規模，國外已經達到合成氨54萬噸、尿素48萬噸；中國能夠批量生產的單元裝置還只是年產5萬噸的合成氨成套設備，30萬噸合成氨裝置只能生產其中部分設備。

這一時期國內許多技術處于長期的停滯中，如國外把乙烯作為衡量石油化學工業發展水平的一種標志，中國在19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分別從蘇聯和西德引進了乙烯裝置，借鑒他們的技術幾經試制建設了若干套小型裝置，但在原料路線和裂解、分離技術上已經偏離了世界先進技術的主流[9]，到20世紀70年代初，乙烯年產量還不到3萬噸。化肥和化纖生產工藝技術的創新也幾近停滯，到1975年，化肥工業采用的原料仍然是煤，產一噸合成氨的成本，相當于國外以天然氣和輕油為原料的大化肥設備生產同量合成氨所需成本的3倍左右；60年代雖然引進了以天然氣為原料年產10萬噸合成氨成套設備，但由于工藝設計或設備質量有問題，長期達不到設計能力，無法消化吸收。

再如煤炭開采技術。50年代引進了蘇聯頓巴斯深截式聯合采煤機的制造技術，但因這種采煤機有功率小、截深大、產量低、需要專用機道等缺點未能推廣。1963-1966年，中國模仿波蘭的淺截式單滾筒采煤機，制成了一種適合中國煤礦特點的采煤機，實現了批量生產和推廣。但此后，中國的采煤技術就停滯不前。世界各主要產煤國早在50年代后期就使用綜合機械化采煤技術，到70年代初綜采技術已成為他們使用的主要采煤手段。機械工業的基礎工藝一直停留于一五期間引進的工藝方法上，從產品水平看，雖然研制了57種精密機床，但國內大多使用的還是普通機床，并且屬于國外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水平，主要是一人、一刀、一機的低效設備。

在當時作為重點建設的三線工程上，由于為趕進度和工期，三線建設普遍實行邊設計、邊施工、邊安裝、邊生產的違規建設方法，以二汽為例，不少設備都未經調試，其中1300多臺設備帶病進山，為整修設備和工藝又拖延了工期。相比之前一汽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建成，并同步實現了解放牌汽車的批量生產。二汽的建設和產品開發長達十余年，原計劃1970年建成后年產汽車5萬輛，1972年達到10萬輛，但直到1980年，5噸載貨汽車才接近3萬輛[10]其它如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1965年動工，10年后才完成第一期工程，武鍋廠和東方鍋爐廠，1970年在部分參考捷克的技術資料基礎上，分別設計220t/h進洞型臥式高壓燃油鍋爐，哈鍋廠于原來1971年制成410t/h進洞型低爐膛高壓燃油鍋爐。這些“進洞”鍋爐在設計和制造中雖費了很大周折，但設備的運行性能很差[11]。因為戰線過長，備品配件不足，許多企業遲遲不能投產，引進來的技術不能形成生產能力。

總體而言，該時期中國雖然依靠自我摸索，通過國家重點攻關，使一些技術在1950年代為主的陳舊的引進技術

基礎上有所改進、提高，但這些改進、提高很多是相對于以往技術水平而言的，而且是局部的、個別的，沒有得到更大的推廣，在量大面廣的層面上技術創新趨于停滯，因此，整個技術水平與世界相比差距更加擴大了。1970年代前期，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的高速發展導致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人民吃穿用問題十分嚴重、能源原材料供應異常緊張的局面形成時，中國落后工業技術已經難以對提高生產能力、走出經濟困境起到更大的作用，這也直接促成了之后需要大規模的引進國外技術與設備。

參考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1991)》

^《當代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

^《新中國投資史綱》

^《當代中國的電子工業》

^《中國電器工業發展史 》

^《新中國電力工業發展史》

^《沈鴻論機械科技》

^《當代中國的化學工業》

^《中國電器工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