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初，我國還是落后的農業國，工業凈產值僅為45億元，占國民經濟比重只有12.6%。經過長期戰亂，國家元氣大傷，發展經濟

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初，我國還是落后的農業國，工業凈產值僅為45億元，占國民經濟比重只有12.6%。經過長期戰亂，國家元氣大傷，發展經濟的基礎極為薄弱。當時全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居世界第26位，不到當時美國的五十分之一；全國發電量只有43億千瓦時，居世界第25位。全國煤炭產量只有3243萬噸，居世界第9位。全國石油產量只有12萬噸，而美國是27035萬噸，主要石油產品均需進口。全國水泥產量只有66萬噸，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全國糧食產量為11318萬噸，尚不足以解決溫飽問題。全國人均國民收入僅為27美元，不及亞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三分之二。

刺刀威脅下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近代工業化起源于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的洋務運動，鴉片戰爭宣告中國喪失了兩千年來的優勢地位，在殖民列強的堅船利炮下，睜眼看世界的有識之士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試圖通過吸收西方先進技術，使中國富強起來。由此中國建立起了第一批造船廠、紡織廠、兵工廠。

從1872年—1911年所設立的商辦、官辦、官商合辦及中外合辦工業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設立的為447家，占85%。可見中國近代工業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晚了一百余年。在此后的半世紀中，長期的政局動蕩、戰火硝煙、殖民掠奪，使工業建設舉步維艱。而1948年國民黨開始敗退至臺灣時，將大量工廠機械拆走，不能拆走的就破壞掉。在上海解放前的幾個月里，蔣介石動用軍艦將大批機器設備、布匹等物質向臺灣轉移，僅從上海一地就裝走了1500多船。

蔣介石還逼迫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將一些重要的工廠拆遷運臺。大批最為關鍵的技術人才也去了臺灣。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殘存的工業企業、畸形的工業布局等現象表明，中國的工業體系尚未形成規模。

新中國成立后，古老的中國重新開始了工業化征程，但這一次中國并沒有沿用其他國家采用的從輕紡工業起步的工業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業起步的超常規道路，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此時前蘇聯的發展模式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學習、借鑒的榜樣。

在新中國誕生之初，在面臨西方列強封鎖的情況下，當時對中國友好的蘇聯，便成為中國發展重工業的主要技術來源。

1953年-1957年，新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工業化初步基礎的重要時期。在遭受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禁運的環境下，中國通過等價交換的外貿方式，接受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設備援助。建設了以“156項重點工程”為核心的近千個工業項目，使中國以能源、機械、原材料為主要內容的重工業在現代化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以“156項重點工程”為核心，以900余個大中型項目為重點的工業建設，使中國大地上史無前例地形成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雛形。

盡管“156項”是當時婦孺皆知、舉國關注，至今仍為研究中國工業發展者經常使用的專用詞語；但是目前卻很少人能說得清它的來源與內涵。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是因為：第一，“156項”企業中有近l/3屬軍工企業，長期處于保密狀態，廠名用代號表示，廠址、產品都屬保密范圍。第二，與此相關，其他民用項目與這些項目聯系在一起，也處于保密狀態。第三，有關資料沒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有些甚至在歷史動亂中被銷毀。第四，經過五十多年的歷史變遷，企業的主管部門經常撤并，企業產品、廠址、廠名等也發生了變化。由于這些原因，使得“156項”建設的基本情況存在的說法很多，而且差別很大。時過境遷，半個世紀之后，在中國歷史檔案逐步開放，中國軍工企業大量轉產民用品，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日益深化的今日，這些問題有必要也有可能產生一個清晰的答案了。

確立從蘇聯引進資金和技術的方針

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經濟如何發展，毛澤東于1944年在同美軍觀察組成員謝韋思的多次談話中，曾經設想中美兩國經濟合作。他認為：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可以為美國提供“投資場所”和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并以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作為美國投資和貿易的“補償”。但是戰后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使得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確立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相應形成了從蘇聯引進資金和技術的經濟建設方針。

這一方針的實施是從新中國建立前夕，1949年1月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華與中共領導人會談協商開始的。1949年1月30日，米高揚同來華幫助修復東北地區鐵路橋梁的蘇聯鐵道部長科瓦廖夫應中共中央邀請，一同來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河北阜平縣西柏坡，與中共中央領導人會談。

1949年2月2日，朱德和任弼時會見米高揚等人，討論蘇聯在中國軍事工業以及其他工業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中方希望蘇聯幫助東北的工業開發并派遣500名技術專家，爭取把它變成中國的國防基地，應該能夠生產汽車、飛機、坦克和其他武器，中方以東北的稀有礦藏折價抵付。2月6日和7日，毛澤東主持了最后兩天的會談，在6日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總共需要3億美元貸款、300輛汽車，以及各種必要的物資、機器、石油產品和造幣用的銀子等援助。如果蘇聯可以提供這筆貸款，希望能夠從1949年起在三年內分期提供，中國會連本帶息如數歸還。

1949年6月21日，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離北平赴蘇聯訪問。代表團成員有高崗、王稼祥。6月26日到達莫斯科。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會談中，為了獲得蘇聯3億美元的貸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條件，包括中國向蘇聯提供其所需要的茶葉、桐油、大米、鎢砂、豬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等，表示同意蘇中兩方組織共同委員會來把借款和定貨等問題具體化；但是由于當時國內正在建立統一管理經濟的機關，解放的地區正在不斷擴大，而且缺乏專家與資料，一時無法向蘇聯提出全部貨單。所以商請聯共中央同意將共同委員會設在中國，由柯瓦廖夫先帶主要專家來華與我國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并提出：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來華組織共同委員會，最好先帶鐵路、電力、鋼鐵、煤礦、煤油礦、軍事等方面的專家同來。蘇共中央同意了這個提議。8月14日，劉少奇與來華蘇聯專家的負責人柯瓦廖夫及蘇聯專家220人一起離莫斯科回國。此后，中蘇兩國專家共同研究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具體項目。

毛澤東首次訪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10月2日，蘇聯政府即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政府。10月5日，中國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集會，宣布成立中蘇友好協會，劉少奇為主席，宋慶齡、沈鈞儒、郭沫若等人擔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同張瀾、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沈鈞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談，磋商毛澤東訪蘇簽訂中蘇條約事宜。接著由周恩來指導有關部門編寫訪蘇材料，協助毛澤東作訪蘇的準備工作。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1950年1月5日，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組織座談會，協商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中國同蘇聯簽訂新的友好條約和貸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協定的建議。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一致通過以上建議。

1950年1月初，毛澤東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命令有關部門速派水電站方面的專家前往東北松花江小豐滿水電站，現場調查那里堤壩遭到破壞的情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1月10日凌晨，周恩來率領由李富春、葉季壯、歐陽欽、呂東、張化東、伍修權、賴亞力等組成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乘火車赴莫斯科會同毛澤東同蘇聯政府談判。1月22日，在毛澤東與斯大林的第三次會談中，毛澤東又提出，在中蘇即將簽訂的條約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合作。此后，對于中蘇貸款協定所屬附件規定在借款和還款期內，由中國以其剩余的戰略物資供給蘇聯的條款，蘇聯要求供應鎢、銻、錫、鉛四種。中方回答說除鉛為中國入口貨外，其余三種物資剩余后愿首先滿足蘇聯需要。2月14日中蘇兩國正式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政府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其中規定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蘇聯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用以償付為恢復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分十年付還貸款及利息。1950年9月30日，兩國互換協議批準書。

條約簽訂以后，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行14人啟程回國，結束了兩個月的訪蘇行程。而由李富春、王稼祥、葉季壯、劉亞樓、賽福鼎.艾則孜、伍修權組成新的代表團，留蘇繼續進行談判并簽訂一些單項經濟貿易協定。為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特別是從蘇聯引進技術設備的需要，1951年8月，中國派遣370名學生和88名干部赴蘇聯學習和實習。至1952年初，蘇聯幫助設計的項目共有42個。

1952年8月,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我國政府代表團,到莫斯科與蘇聯政府進一步商談請蘇聯政府對我國經濟建設予以援助的問題。在原則確定后，周恩來總理、陳云副總理等先行回國，李富春同若干助手繼續與蘇方商談對我國經濟建設援助的具體細節，歷時八個月。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訂《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商定由蘇聯在1953年至1959年內，用技術設備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企業。包括兩個百萬噸鋼鐵聯合企業，8個有色冶煉企業，8個礦井、1個煤炭廠，1個百萬噸煉油廠，32個機器制造廠，16個動力及電力機器廠，7個化工廠，10個火力發電站，2個藥廠及一個食品廠。上述91個企業，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陸續委托蘇聯設計，并經蘇方同意援助我國建設與改建的50個企業，共141個企業。中國政府為償付以上設備和技術援助，將按質按量對蘇聯供給鎢精礦16萬噸、錫11萬噸、鉬精礦3.5萬噸、銻3萬噸、橡膠9萬噸以及羊毛、黃麻、大米、豬肉、茶葉等。

按照協定，在自1953年至1959年的7年期間內，上述141個企業建成后我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將大大增長，不論在黑色冶金方面，有色金屬方面，煤炭、電力、石油方面，機器制造工業方面，動力機械制造方面，化學工業方面，都超過現有生產能力一倍以上；中國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和拖拉機工業；機械方面和國防工業方面將有許多新的產品出現。到1959年，中國鋼鐵、煤炭、電力、石油等主要重工業產品，大約等于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水平，接近或超過日本全面發動侵略中國戰爭時（1937年）的水平。即鋼的產量超過500萬噸，煤達到一億噸，電力在200億度以上，石油250萬噸左右。上述主要產品，是國家工業水平的主要標志。這些企業建設完成后，中國將成為一個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的工業化將有一個穩固的基礎。

赫魯曉夫接班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臨終前沒有明確指定接班人，這使蘇聯領導層出現最高權力的爭奪。同年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其地位還不能同斯大林擔任的總書記相比，急需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1954年9月赫魯曉夫首次來華前主持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對華大幅增加援助作為禮物，并在前述141項工程的基礎上再增加15項工程，并提升技術含量。伏羅希洛夫發言稱這是蘇聯經濟難以承受的，赫魯曉夫則說非如此不能使中國人感受到友誼。

果然，1954年新中國國慶五周年前夕，赫魯曉夫率領龐大的代表團來華，以謙恭的態度對待毛澤東，主動提出交還旅順基地并廢除斯大林時代一些不平等的協定，承諾增加對華援助項目并供給先進裝備。同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約，引起蘇聯和東歐極度緊張，一些居民開始搶購面包存儲備戰。隨后，赫魯曉夫成立華約組織同北約對抗，并希望中國加入。毛澤東本著獨立自主的精神拒絕了，不過仍于1955年5月派彭德懷以觀察員身份前往出席華約成立會議。當時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提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軍隊應統一裝備以利作戰，彭德懷則說我軍武器已落后于蘇軍現役裝備10年。蘇方表示可提供現役的新裝備，而且輸出技術由中國自行生產。

這與斯大林時期相比，算是好多了。早在1949年7月，鑒于解放臺灣的需求，劉少奇秘密訪蘇時提出購買軍用飛機，斯大林當即慷慨答應提供“最先進的飛機”。聞聽此言，中共中央內定的空軍負責人劉亞樓馬上率團前往莫斯科談判。然而，在他們詢問米格-15噴氣式戰斗機時，蘇方人員卻連性能都不相告，只提供二戰結束時蘇軍裝備的拉-11螺旋槳戰斗機。中方還發現，斯大林甚至讓人修改了與劉少奇會談的記錄，把“最先進”改成了“先進”，顯然是一時高興做出承諾后又反悔了。面對中方的質詢，蘇方吹噓拉-11性能優于國民黨軍裝備的P-51“野馬”戰斗機。實際上，二者至多空戰水平相近，論航程和對地攻擊能力，拉-11遠遠落后。鑒于蘇聯是當時新中國惟一可能的裝備來源，新建的解放軍空軍還是接受了幾百架拉-11。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斯大林為動員中國參戰，承諾保證供應所需武器。同年10月，雙方談妥中國接受的武器以出廠價五折記賬，算作蘇聯對華貸款，同時蘇方還提供技術和設備幫助中國建設兵工廠。截至1954年，解放軍用蘇制武器及仿制品裝備了106個步兵師、18個地面炮兵師、8個高炮師、3個坦克師和23個航空兵師，首次實現了全軍裝備的標準化、序列化，并由此發展為諸軍兵種的合成軍隊。然而蘇聯的援助也有水分。蘇軍在1947年后裝備了AK-47自動步槍和C-41半自動步槍，對華卻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沖鋒槍（中國仿制品為50式沖鋒槍）和更老的莫辛-納甘步槍（中國仿制品為53式步槍）。蘇軍1949年開始裝備T-54坦克，將淘汰的2000多輛T-34賣給中國，許多車上居然還留有舊彈痕。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蘇軍提供的7個空軍師裝備中，僅1個師是米格-15，其余均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蘇聯研制的第一種噴氣式戰斗機，性能不穩定，總共只生產了500余架，這時卻一股腦將369架賣給中國。中國空軍領導人認為該機難以同美軍的F-80和F-84交鋒，更談不上打F-86，最后，對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們敢懷疑社會主義蘇聯生產的飛機的優越性？”當時的解放軍空軍參謀長王秉璋忍無可忍，同蘇方鬧得拍了桌子。后來，斯大林考慮到兩國關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兩次致電毛澤東道歉，并無償贈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蘇方又將60架現役的伊爾-28輕型噴氣式轟炸機賣給中國。不過同年蘇軍裝備了米格-17，卻未向中國提供。

從中蘇蜜月走向徹底決裂

在赫魯曉夫首次訪華回國后，便開始履行承諾，于1954年11月賣給中國首批96架米格-17并提供全套資料，中國仿制成功命名為殲-5。從1955年1月起，蘇聯又陸續轉交了AK-47自動步槍、C-41半自動步槍、捷克加列夫輕機槍等技術資料，中國仿制后命名為56式沖鋒槍、56式半自動步槍和56式輕機槍。1955年，蘇聯提供了現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農炮的樣品和圖紙，中國仿制后命名為59式坦克和56式加農炮。隨后，蘇聯還轉讓了大口徑火炮生產技術，憑此中國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農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中國軍隊的常規裝備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又實現了一次飛躍，達到和接近了當時世界先進水平。

不過此刻世界武器發展已經邁入了核時代，毛澤東在赫魯曉夫首次訪華時便提出能否在這方面提供幫助。赫魯曉夫大吃一驚，說中國的全部電力都投入進去搞核武器都不夠，只答應代培一些核技術人員。然而1956年，東歐出現反對蘇聯控制的波蘭、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蘇共黨內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在掌握軍隊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數中央主席團成員，卻未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鑒于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國，7月18日聶榮臻提出，應利用這一機會交涉核技術援助，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后馬上做出安排。此次，赫魯曉夫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決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生產技術，幫助建立核工廠。7月20日蘇聯駐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復。而作為政治交換條件，毛澤東必須訪蘇對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蘇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隨后毛澤東同意訪蘇，并參加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表態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老大哥”地位。

從1957年末起，蘇聯開始履行協議，對華提供了P-2導彈作為中國導彈事業的起步的最早樣品。翌年，蘇聯又向中國提供了所需核工業設備，并派出近干名專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鈾礦、包頭核燃料棒工廠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實驗場，中國正式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階段。

進入1958年以后。赫魯曉夫穩固了個人地位，蘇聯研制射程8000公里的洲際導彈成功，具備了對美國實施戰略核反擊的手段，不再急需“中國牌”。而中國此時掀起了口號為“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隱含著把“老大哥”也包括在內。赫魯曉夫感到受到威脅，于是對中國便以幫助為主轉為加強限制。當時蘇聯雖然幫助中國建設起原子反應堆和核工廠，一些關鍵技術卻遲遲未提供，來華專家也有很大保留，研制工作仍然主要靠中方人員進行。

長波電臺和中蘇聯合艦隊

1958年4月，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建議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以使蘇聯紅軍能同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蘇聯潛艇保持通訊聯系。蘇聯提出，由蘇方出大部分費用，中國負擔部分費用，6月，中共中央答復，同意建設該項設施，但一切費用由中國負擔，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權歸中國。蘇方提出交涉，全部費用仍由蘇方出。此事未達到一致而被擱置。7月21日，蘇聯大使尤金在會見毛澤東時，就中國所需的海軍援助問題提出蘇中聯合艦隊。引起毛澤東震怒：“怎么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那一套又來了？”毛澤東尖銳地指出這是政治問題，你們要把俄國民族主義擴大到中國海岸，是要控制我們。他拒絕了這一損害中國獨立主權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話如實向赫魯曉夫講。而赫魯曉夫稱，他本人和蘇共中央主席團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從來就沒有想過像中國同志所想的那樣要共同指揮中國的艦隊，從來就沒有兩國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莫斯科的這些考慮是針對美國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國”。

赫魯曉夫決定親自趕到北京“解釋”，1958年7月31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秘密訪問中國。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兩人就設立長波電臺和中蘇聯合艦隊問題發生了爭執。在被毛澤東嚴詞拒絕與蘇方建立聯合艦隊及在中國領土上建立長波電臺后，赫魯曉夫終于明白中共是不會沒頭腦地跟著蘇聯的指揮棒轉的。“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魯曉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發脹，兀自用抱怨的口氣嘟噥著；“為什么要這樣誤解我們？毛澤東同志，你們是知道的，我們蘇聯是對你們中國做出了許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這里來，我們把旅順港歸還中國，放棄了在新疆成立的聯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這比你和斯大林所簽協定規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們還增加了對你們的經濟援助……”。“這是另一個問題。”毛澤東口氣也變得緩和了：“我們感謝你們的援助，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毛澤東的堅持讓這個一向粗魯且不講原則的蘇聯領導人懷恨在心，不愿再履行援華協議。據赫魯曉夫的回憶錄說，當原子彈樣品已經裝車準備啟程赴中國時，他經反復考慮決定停運。1959年6月，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聲稱出于國際形勢，原子彈樣品“推遲兩年”再提供。同年10月，赫魯曉夫第三次訪華，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再次以“吵得一塌糊涂”結束。1960年7月，蘇聯政府通知在一個月內撤回全部在華專家，停止履行大多數合同。這同樣是赫魯曉夫不同其他領導人商量的個人決定。

赫魯曉夫的背信棄義，引起中國上下的一致憤慨，后來研制出的第一顆原子彈便以停止援助的時間“596”來命名，以示爭氣。蘇聯的違約行為固然應該譴責，不過從中國國防建設的發展歷程看，蘇聯的技術援助還是大大節省了研制時間。撤退專家后留下的“半拉子工程”畢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國完成“兩彈一星”當然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結果，不過對蘇聯早期的幫助還應承認有一定作用。

中蘇之間的徹底破裂，其間也經過了一個反復的過程。1960年夏天蘇聯撤退專家后，赫魯曉夫鑒于同美國對峙仍想爭取中國支持，以同年11月劉少奇訪蘇為契機，又做出一些和緩姿態。當時蘇方主動提出，中國可推遲還債，還愿借給100萬噸糧食。1961年2月，赫魯曉夫表示愿意提供蘇軍現役的米格-21戰斗機。同年3月間劉亞樓訪蘇，簽訂了購買12架米格-21并引進全套生產技術資料的協定。然而短暫的緩和馬上因評價斯大林和對待阿爾巴尼亞問題的爭執而煙消云散，兩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面對立。1962年11月，蘇聯以古巴導彈危機時中國不予支持為由，停止米格-21的援助項目，對華軍事援助至此全面停止。

蘇聯撤走援華技術專家

缺乏可靠的科學技術人才是新中國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早在1948年夏，蘇聯已經派遣專家技術小組到東北根據地幫助修復鐵路，第二年劉少奇訪蘇后，又帶回一批制定經濟恢復計劃的專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在華蘇聯專家已有600余人。據中國的檔案文獻，1949-1960年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總計至少應超過18000人。同時中國向蘇聯派遣公費留學生約為9300人，公派技術人員約8000人，蘇聯政府承擔了他們的一半學習費用。此外，通過科技合作系統，1500名中國工程師、技術人員和學者去蘇聯了解科學技術的成就和生產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從國民黨那里接收下來的工程師和專家總共只有2萬人，以最大的鞍山鋼鐵企業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師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們在心理上仇視中國人。到1951年7月，周恩來仍然認定，技術干部嚴重不足“將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主要障礙”。由于缺乏專家，中方甚至無法提出要求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貨物清單，以至毛澤東提出要求設立中蘇共同委員會，請蘇聯專家“來華與我們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顯然，大量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對于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而早在1948年夏，蘇聯已經派遣專家技術小組到中共建立的東北根據地幫助修復鐵路，第二年劉少奇訪蘇后，又帶回一批制定經濟恢復計劃的專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在華蘇聯專家已有600余人。據中國檔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國幫助經濟建設工作的蘇聯專家共計1093人。如果按照蘇聯的統計材料，1951-1953年到中國工作的高級專家已有1210人。這些數字大概都沒有把鐵路專家計算在內，據鐵道部1953年的工作報告，僅1950年5月長春鐵路公司正式成立以來，就先后聘請蘇聯專家1500人。為了幫助中國建立6所空軍學校，1949年底根據雙方協定，蘇聯派出了從校長到地勤人員的全套人馬，總計878名專家。與此同時，蘇聯海軍顧問711人也分三批先后來華。

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不僅是中國要求的，而且往往是應中國臨時和緊急之需。建國之初張家口以北地區發生鼠疫，威脅平津，毛澤東請求蘇聯空運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專家來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電答應了這一要求。1949年底中國人民大學開學時確定使用50名蘇聯教師講課，兩天后蘇聯部長會議便答復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員到人大任教。同時，蘇聯還滿足了中國政府的另一個臨時請求:向中國派遣一組海軍專家，攜帶必要的器材，幫助打撈沉沒于長江的“重慶號”戰艦。

蘇聯專家來華的高潮時期朝鮮戰爭結束后，中國以一五計劃為核心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對于蘇聯專家的需求猛然增加。與此同時，莫斯科新領導人，特別是赫魯曉夫，也注重調整對華政策，加強中蘇兩黨和兩國的合作。蘇聯專家來華工作由此出現了高潮。此期來華專家主要集中在基礎工業部門。到1954年底，在中國各廠礦企業的蘇聯和東歐各國專家，82.4%集中在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和燃料工業部系統。在1954-1957年工業項目建設過程中，按照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蘇聯除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機器設備、設計圖紙、技術資料和各種制品生產許可證外，還派遣了近5000名專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人數達到最高峰，為3113人，其中技術專家2213人，經濟顧問123人，科學和文化領域的顧問和專家403人，軍事顧問和專家374人。

1956年10月波蘇沖突時，蘇聯被迫答應撤退在波蘭的軍事專家，并在10月30日表示愿意考慮撤退在其他國家工作的蘇聯專家。此事對在華蘇聯專家也產生了影響。實際上，中國聘請蘇聯專家的政策已經開始有所改變。1957年2月6日陳云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談到，我們需要蘇聯專家，但有些部門過去請得多了些，以后要嚴格控制。中國改變聘請專家政策的考慮，一方面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目的是縮減聘請專家的龐大開支。另一方面，是對某些在軍隊和政府部門的蘇聯顧問有意見。早在蘇共二十大以后，毛澤東已經開始思考“以蘇為鑒”和不能照搬“蘇聯模式”的問題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響中國政策方針或體制建設的顧問顯然是沒有必要了。由于執行新政策，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的數量逐年減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斷有專家到期回國，從1957年開始，在華工作的專家人數更呈現下降趨勢。隨著中蘇關系惡化，特別是1959年10月雙方高層領導人之間發生嚴重爭吵后，聘請專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初，蘇聯領導人邀請毛澤東訪蘇，遭到拒絕。此后，中蘇兩黨從含沙射影的相互指責演變到公開論戰，甚至還有人身攻擊，矛盾激化到破壞國家間的同盟關系。7月16日，蘇方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1390名援華蘇聯專家，并帶走全部圖紙、計劃和資料，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給我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中蘇關系也由此開始惡化。蘇方這個決定出乎中方的預料。盡管中方在7月31日請求挽留蘇聯專家，但遭到拒絕。

個別蘇聯援華專家回國前秘密留下資料

毋庸諱言，中國建國初期的工業化與蘇聯專家的幫助是分不開的。中方工作人員與蘇聯專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就在1960年8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合同、幾天之內撤走全部專家的時候，在華工作的蘇聯軍事專家對蘇聯政府突然將其召回的決定看法不一，有些專家還在許多細節上幫助了我們，個別人臨行前還秘密為中方留下資料，使國家建設減少了許多損失。

1960年7月16日，蘇聯駐華臨時代辦蘇達利柯夫向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章漢夫遞交了一份照會，照會單方面宣布召回所有在華專家。7月26日，在京蘇聯軍事專家開始紛紛向中方單位索要布票、木箱，并去百貨大樓購物，準備行裝。直到7月30日，蘇聯軍事專家負責人巴托夫會見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時，才正式宣布全體軍事專家將于8月回國。7月31日晚，蘇聯軍事專家出席“八一”建軍節宴會時，普遍表現拘謹，盡量避免與中國同事說話。8月4日上午，中方接待單位向在京蘇聯軍事專家宣讀了蘇聯政府撤走專家的照會及中方復照，當時有102人聽取。聽了以后，多數人的表示是：這是兩國兩黨的事，可經兩國兩黨談判解決，并說中蘇友誼是牢不可破的。一位蘇聯海軍參謀長專家在聽照會的次日，就把翻譯叫到房里說：“我這里有一個文件，如果能在5—6天內譯出，可以給你們。”

在1957年中國開始籌建第一個導彈試驗基地的過程中，蘇聯專家組組長謝列莫夫斯基上校對中國十分友好，講課也不對中方保密。基地司令員孫繼先與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1960年夏季，蘇聯專家駐我國國防部首席顧問巴托夫大將剛從莫斯科來到北京，就乘專機來到西北戈壁灘，名為看望大家，實為秘密布置撤離。在歡迎宴會上，大將突然指著謝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國了！”

謝列莫夫斯基和孫繼先都怔住了。這個決定太突然了。當天晚上11點鐘，謝列莫夫斯基來到了孫繼先的宿舍，對他說：“發給你們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筆記本上。隔幾天，蘇聯的專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筆記本也會統統帶走的。你們趕緊連夜拍下筆記本內的內容，不必挑選，全拍下來。”孫繼先感激地握著他的手，說出了兩個字：“同志。”

孫繼先立即調動所有能拍照的中國技術人員到工作間作好拍照準備，并嚴格保密。同時，他與周總理接通電話，匯報了這一情況和安排。后來，孫繼先把從筆記本上拍下來的資料拿到國防部五院，與五院研究的資料一對照，證明了謝列莫夫斯基的筆記本上的資料是正確的。應當說，這位蘇聯專家組組長為中國火箭實驗少走彎路，作出了重要貢獻。多少年后孫繼先說起他時，還是非常敬佩。

蘇聯大批專家來華使我國受益良多，為我國各行各業改進工藝、提高效率、節約成本、增加產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于蘇聯專家的指導和參與，1952年全國煤礦生產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礦井使用期延長了20—40年，厚煤層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阜新發電廠安裝一部鍋爐節省25000個人工，透平發電機的基礎工程縮短工時4/5，整個安裝工程提前一個月竣工，降低成本60億元。山西渾河水庫工程設計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資節約2億元。第一汽車制造廠全套引進蘇聯設備和零件，并由蘇聯專家手把手教會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安裝、調試及組織生產，直到1956年7月13日從總裝線開出第一輛中國制造的汽車。

雖然中國為聘請蘇聯專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價，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工資是他們在蘇聯工資的五倍，有的甚至比中國的部長還高，而且都享受極高的福利待遇。但是與聘請英美專家的費用相比，聘請蘇聯專家的效益還是比較高的。再者，蘇聯和我國曾在1952年8月9日簽署協定，規定中國赴蘇留學人員費用可以“打對折”。蘇聯對于中國赴蘇學習、培訓人員實行的優惠政策無疑可以抵銷中方的部分開支。1953年上半年中國留蘇學生（除軍事院校外）學習、生活實際費用為3368萬盧布，而中國政府只需向蘇聯償還此數的一半。1952年4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撥匯給蘇聯國際銀行，按照1952年2月18日中蘇議定書償還了中國軍事人員在蘇聯軍事學校中的學習費用，在1951年下半年僅為84萬盧布。這顯然是基于中蘇友好和中國對蘇聯專家在華享受待遇所作出的相應補償。

蘇聯撤回專家的根本目的是想用經濟技術手段獲取政治影響，將中國對其經濟和科技的依賴擴大到政治領域。蘇聯在召回專家后，似乎是在等待中方重新向其請求援助，希望到時候就能以“強國”的立場迫使中方接受自己的條件。蘇聯在某種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國因經濟混亂而發生領導人更迭，新的或軟弱的政府改變路線，從而有利于蘇聯加強對中國的控制。然而，蘇方的期待落空了，中方并沒有因需要援助而屈服于蘇方的壓力，不肯放棄自主的內政和外交政策。

自力更生求存圖強

隨著蘇聯專家回國，中蘇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協定與合同難以繼續執行，蘇方對年度合作計劃的許多中方執行建議或要求遲遲不做答復。鑒于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在1960年10月31日提出修改以前同蘇聯簽訂的有關經濟和科技合作的協議及議定書，并表示無法履行1960年向蘇聯提供貨物的義務，理由是因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從中國撤回蘇聯專家而修改國民經濟計劃。中國領導人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蘇聯中斷援助所造成的巨大困難。

從1950年起，中國就利用蘇聯的貸款進行建設，并按照合同償還貸款。蘇方在召回專家的同時，中蘇雙方都重視起貸款償還問題。1960年7月5日，中央召開北戴河會議，討論中蘇關系和國內建設問題。會議號召全國人民下定決心，千方百計，還清外債。1960—1963年，中國對蘇聯的主要供貨用于償還貸款。到1961年1月1日，償還了大約60％的貸款。到1964年，還清了全部蘇聯貸款的本息。其中82％的本息是靠直接向蘇聯出口鎢、銅、銻、橡膠等戰略物資、農產品和其他商品來償還的。

中蘇爭執的升級使兩黨、兩國關系走向破裂。1962年夏，蘇聯與印度簽訂了向印度提供蘇制米格戰斗機和特許印度建立米格飛機制造廠的協定。在中印關系緊張的情況下，該協定激怒了中方。是年底，中共發表文章批判現代“修正主義”。1963年7月5—20日，中蘇兩黨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蘇方以停止論戰作為恢復派遣專家、擴大貿易、重新進行邊界談判的條件，但雙方未達成協議。至此，兩國的同盟已名存實亡。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臺，兩天后中國成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中蘇關系并未隨著蘇聯領導人的更換而出現轉機，而是逐步地轉向兩黨和兩國政府的全面對抗。雙方從各自的利益和“原則”出發，相互指責。’1965年以后蘇聯不斷在中蘇邊境增兵，中方感到來自蘇聯這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的威脅越來越大。1969年3月，中蘇邊防部隊在烏蘇里江附近的珍寶島上發生了武裝沖突，兩國關系降到了最低點。60—70年代，中國基本上處于同時與蘇聯、美國兩大敵對陣營同時對峙的境地，很難獲得他們的先進技術。直至改革開放后，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逐漸改善，隨著經濟發展，又進入一輪規模更加宏大的工業化進程中，但所以這些都離不開老一輩人給我們留下的工業基礎。

新中國的工業奠基石

20世紀50～70年代我國對外引進技術出現過三次高潮，可以用156—43—78三個數字作為代表。“156”就是指50年代在蘇聯幫助下建設起來的“156項”重點工程；“43”，是指70年代初期向西方國家定購43億美元成套技術設備，簡稱“43方案”；“78”，是指1978年簽訂對外引進協議額度78億美元成套技術設備。這三次引進高潮，有力提升了整體工業水平。

從時間上看，“156項”重點項目的建設過程經歷了蘇聯援助和自主建設兩個階段。整個20世紀50年代屬第一個階段，工程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建設的。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魯曉夫逐漸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因“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發生爭執，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單方面撕毀了對華援助合同。這使“156項”進入自主建設階段。截止1960年底，“156項”已建成133項，還有17項正在建設中。我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設過程中碰到的一個個技術難題，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項目的建設工作。

從1950年第一個項目開始建設，至1957年底，“156項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項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產，到1969年“156項”實際實施的150項全部建成，歷時十九年。當然“156項”援助工程也不是無償的，這些項目的機器設備，主要是以貨物貿易而不是以貸款交付的，援華蘇聯專家的工資也由中方付。不過根據中蘇兩國的科技協定，提供技術沒有技術轉讓費和任何專利費，建成后任由自主生產，只交紙張和復印費就可以轉移技術資料，而技術援助恰恰是中國方面最需要的；而且是當時蘇聯有比較先進的技術。享譽世界的“槍王”卡拉什尼柯夫曾半開玩笑地抱怨說，中國生產他的AK-47數量最多，卻沒給過一分錢專利費。

“一五”期間，全國經濟和文教建設的投資總額為760多億元。“156項”實際施工的150項中，預計總投資為187.8億元（原預計總投資202.7億元，三門峽水利樞紐停建及軍工項目縮小投資，少用14.9億元），實際完成196.3億元，完成104.5％。其中87億元投資在東北，占實際投資領的44．3％。當時全國大多數人口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用這樣大量的投資進行國家建設，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由于每一個重點建設項目還需要安排一系列其他配套項目，因此對東北和西部地區的大規模投資，極大地促進了東北和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156項重點工程，其中70％安排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東北三省有59項，光黑龍江就有22項，“南廠北遷”的13個大中型骨干企業和156項重點工程中的13項安排在哈爾濱市。西北地區有40項，光陜西就有24項，其中有17項安排在西安。電子工業占8項，其中就有4個項目集中安排在四川。哈大鐵路沿線、京廣鐵路的北京—武漢段、隴海鐵路的鄭州—蘭州段三條發展軸線上就集中了65項之多，占總數的40％以上。

這156個項目中包括1950年斯大林同意幫助建設的141項重點工程，及1954年赫魯曉夫又追加15項并提升質量，成為奠定中國工業化基礎的著名的“156項”；后來進行核對時，發現有2個項目重復計算，實際為154項，最后來落實的工程共150項。這其中包括民用企業106個，軍工企業44個（航空工業12個、電子工業10個、兵器工業16個、航天工業2個、船舶工業4個），囊括了陸海空三軍各種主戰裝備的制造廠，僅飛機制造廠、航空發動機制造廠和機載設備制造廠就占了13項,成為新中國航空工業的第一批骨干企業。此外還有冶金企業20個（鋼鐵工業7個、有色金屬工業13個），化工企業7個，機械加工企業24個，能源企業5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這樣，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中國以幾十億人民幣費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國防工業基礎，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創造了成本最低和規模速度空前的紀錄。

1958、1959年中國又與蘇聯簽訂了幾個供應成套設備的中蘇協定，共計有100多個建設項目。整個1950年代與蘇聯簽訂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成套設備建設項目共計304項，單獨車間和裝置64項。到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終止經濟合同，這304項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項，基本建成的29項，廢止合同的89項，由中國自行續建的66項；64項單獨車間和裝置中建成的29項，廢止合同的35項。1950年代中國和東歐各國簽訂協定引進成套設備建設項目116項，完成和基本完成的108項，解除義務的8項；單項設備88項，完成和基本完成的81項，解除義務的7項。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新增的工業生產能力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以鋼鐵工業為例，僅1956年新增加的煉鋼能力就達142．2萬噸，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煉鋼能力(最高年產量為1943年的92．37萬噸)。發展速度也超過了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鋼產量從1952年的135萬噸提高到1957年的535萬噸，只花了五年時間；而美國鋼產量從1880年的127萬噸提高到1892年的501萬噸花了十二年時間；英國由1880年的131萬噸提高到1903年的511萬噸，經過了二十三年時間；法國從1897年的134萬噸提高到1923年的530萬噸，則經過了二十六年的時間。這就是說，“一五”期間，我國鋼鐵工業五年所走過的路程相當于美國十二年、英國二十三年、法國二十六年所走過的路程。工業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為我國工業進一步高速度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

“156項”建設是中國大規模工業化的起步，自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擴建的企業為中國工業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所生產的能源、原材料、機械設備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全國各地；其所培養的技術人員、技術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業基地的種子和骨干，他們使中國工業的星星之火逐漸形成燎原之勢。過去中國不能生產的高級合金鋼、矽鋼片、復合不銹鋼板、無縫鋼管，噴氣式飛機、坦克、大口徑火炮、警戒雷達，汽車、中型拖拉機、萬噸海輪，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發電設備，大容積高爐設備、聯合采煤機以及新型機床等，現在都能生產了。

最后，具體介紹一下156項工程的具體內容

一、遼寧省
　　蘇聯幫助中國興建的156項工程遼寧有24項。包括：
1.鞍山鋼鐵公司;
2.本溪鋼鐵公司的擴建；
3.撫順發電廠、
4.阜新發電廠、
5.大連第二發電廠的增容；
6.阜新新丘豎井、
7.阜新平安豎井、
8.阜新海州露天煤礦、
9.撫順東露天礦、

10.撫順老虎臺煤礦、
11.撫順西露天礦、
12.撫順勝利礦劉山豎井、
13.撫順龍鳳礦豎井的新建擴建；
14.撫順石油二廠、
15.撫順鋁廠、

16.沈陽第一機床廠、
17.沈陽第二機床廠（中捷友誼廠）、
18.沈陽風動工具廠、
19.沈陽電纜廠、
20.大連造船廠改建擴建以及
21.楊家杖子鉬礦和
22.一一二廠、
23.四一0廠、
24.渤海造船廠的新建和擴建改建工程。
　　為了與這24項重點工程配套，遼寧還在沈陽、大連、撫順、本溪、安東等地安排了省市重點工程項目730個。包括改建擴建撫順鋼廠、大連鋼廠、沈陽有色金屬加工廠、沈陽冶煉廠、錦州鐵合金廠、沈陽第三機床廠、沈陽鼓風機廠、沈陽水泵廠、大連重型機器廠、大連機床廠、沈陽化工廠、沈陽玻璃廠、大連玻璃廠等。
(一)沈陽市
　　前蘇聯援建的156個大項目有6個建在沈陽

1.沈陽第一機床廠（原沈陽市機械修理廠）
　　是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前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工程項目之一，是國內最早生產車床的工業企業。
2.沈陽航空工業學院
　　是一所為航空工業和地方經濟發展培養高級工程技術人才的普通高等學校,她坐落在遼寧省沈陽市,是東北地區唯一的一所航空院校.學院前身為沈陽航空工業學校,始建于1952年,是前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項目之一.
3.沈陽風動工具廠
1955年1月我國第一座近代化風動工具廠——沈陽風動工具廠驗收和開工典禮大會在沈陽舉行。沈陽鑿巖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原沈陽風動工具廠），是中國鑿巖機械和氣動工具行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大型骨干企業。目前公司占地11.3萬平方米，可年產氣動鑿巖機50000臺、氣動工具30000臺、液壓鑿巖機150臺、鑿巖鉆車350臺、重礦機械配件700噸、鍛件5000噸、熱處理件5000噸、精鑄件1000噸。我公司在中國設有24個自己的銷售公司和眾多代理商，有2000多個用戶，產品銷往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智利、泰國建立了自己的銷售公司，在中國同行廠家中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中國市場信息占有率達50%以上，從八十年代開始，公司開始發展外向型經濟，于1984年引進了瑞典ATLAS COPCO公司液壓鑿巖機檢測制造技術，成為中國唯一的生產液壓鑿巖機的廠家。

4.沈陽電纜廠
　　東北輸變電設備集團沈陽電纜廠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電線電纜制造企業，下設專業化分廠和質量檢測中心和開發中心。主要產品有電力電纜，光纖電纜，通訊電纜，電器裝備電纜，裸電纜，電磁線，光纖光纜，電纜附件等共7大類，70個系列，440個品種，4萬多個規格。產品采用國際標準生產。21種主要產品獲國家，部和省優質產品稱號。產品除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外，還遠銷20多個國家和地區。1995年8月，銅芯鋁絞線，市話通訊電纜，固體絕緣電纜，紙絕緣電纜，橡膠絕緣電纜等5個主導系列產品的質量控制系統，通過了ISO9002的認證。
5.沈陽飛機制造公司（原名112廠）
1951年6月29日，擔負飛機修理任務的112廠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誕生。 1953年5月15日，中蘇兩國政府正式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156項重點建設的協議，其中包括112廠從1953年開始擴建，1956年建成年產1000架噴氣式殲
　　擊機的制造廠，制造的第一種機型為米格-15比斯等條文。1954年1月 13日，國家計劃委員會批準了由二機部四局擬定的112廠擴建為噴氣式殲擊機制造廠的總體設計任務書。
1956年9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新華社9月8日消息，今天下午4時，在某地舉行了噴氣式飛機制造成功的國家驗收簽字儀式……這種飛機……提前一年零五個月完成了試制任務……。” 我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殲5試制成功，結束了中國不能制造噴氣式殲擊機的歷史。文中的“某地”，就是沈陽飛機制造公司（原名112廠）。

(二)撫順市
“一五”期間，撫順擴建、改建、新建廠礦企業118個，其中有8項屬于前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項重大工程項目。
1.撫順鋁廠
　　是中國第一家輕、稀有色金屬冶煉企業，隸屬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鋁和鎂生產線當“一五”期間前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
2.撫順西露天礦
3.撫順龍鳳礦立井

4.撫順老虎臺礦
5.撫順勝利礦
6.撫順東露天礦
(三)阜新市
　　建國初期，全國156個重點項目建設有4 個能源項目落戶阜新。
1.阜新平安（五龍）立井

2.阜新新邱1號立井
3.阜新海州露天煤礦: 1953年，年產量達800萬噸以上的中國最大的露天煤礦—阜新海州煤礦建成投產
4.阜新電站
(四)其它
1.鞍山鋼鐵聯合企業
1953年11月，鞍山鋼鐵公司三大重點工程——新型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煉鐵爐相繼提前竣工。這是蘇聯政府援助我國新建和改建的項目

　　中，首先竣工投入生產的三項重要工程。是1953年我國重工業發展中的重要事件。 鞍山鋼鐵公司的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第七號自動化煉鐵爐，從1952年開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該公司薄板廠、第二初軋廠也分別于1954年
　　和1956年竣工投產。此外，北滿鋼廠、本溪鋼鐵公司基本竣工。
　　二、吉林省
　　一五”計劃時期，在重點建設東北工業基地的方針指 導下，吉林省是國家工業建設的重點地區。在全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吉林省11項。5年間，全省工業基本建設投資17．6億元。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吉林化肥廠、豐滿發電廠等一批國家的骨干企業新建、擴建并投產，使吉林省工業跨躍到了一個新水平。
1.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
　　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建的重要建設項目之一，投資總額為6.5億元。1953年7月15日開始動工興建。1956年7月13日，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并試制成功第一批國產載重汽車，毛澤東把這種汽車命名為“解放”牌。10月15日正式移交生產，年產載重汽車3萬輛

2. 中國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特大型石化企業，國家一級企業。前身為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簡稱吉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１個規模最大的、前蘇聯援建的化工項目,是以國家“一五”156項重點工程中的“三大化”(染料廠、化肥廠、電石廠)為標志的我國第一個大型化學工業基地，1954年開工建設，1957年投產。
1998年，上劃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1999年，按中油集團公司統一部署，吉化公司核心業務重組為中國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和吉化股份有限公司，非核心業務重組為吉化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是中國最大的ABS生產基地，也是中國重要的聚乙烯、乙二醇、乙丙橡膠、有機硅及苯類產品的主導生產商之一。吉化投產近40年來，已累計上繳利稅200億元，向全國輸送各類人才近3萬人，為中國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3.吉林染料廠
　　屬前蘇聯援建的１５６項工程中的項目。1954年開始興建蘇聯援助的吉林染料廠，這是我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大型染料廠。1957年10月建成投產，可年產多種染料1萬噸，各種染料中間體3.5萬噸，從而改變了我國染料工業落后面貌。
4.吉林電極廠（現吉林炭素廠）

　　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吉林炭素廠，是中國五十年代初期建設的基礎工業項目之一。經過四十多年的不斷改造和發展，現已成為中國最大的
　　綜合性炭素制品生產企業，國家大型炭素企業，是具有現代化生產規模，在國內外有著重要影響的基礎能源、原材料生產企業，是國家重點扶持的512戶
　　大中型重
5.吉林化肥廠
6.吉林鐵合金廠鎢鐵生產部分
　　吉林鐵合金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原吉林鐵合金廠于1998年改制組建的大型國有獨資企業。位于中國吉林省吉林市哈達灣，東依松花江、緊靠長圖鐵路。

7.通化灣溝工井
8.豐滿發電廠:
　　豐滿發電廠始建于1937年，1943年第一臺機組發電。1951年豐江發電廠開始了大規模的改建和擴建工作，到1960年5月8臺機組全部安裝完畢。
　　至此，豐滿發電廠第一期工程結束，裝機容量55.375萬kW，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利發電廠。二期擴建工程安裝了2臺8.5萬kW機組，于1992年6月竣工。
　　三期擴建工程在大壩西岸利用泄洪洞安裝2臺14萬kW的機組，1998年7月最后一臺機組投產發電，豐滿發電廠跨入了百萬千瓦級電廠的行列。 豐滿發電廠是我國最早的大型水力發電廠，位于第二松花江中游吉林市豐滿區，是東北電網南北聯絡的樞紐，也是東北電網的主力電廠之一，擔負著供電、調峰、調頻、調相、事故及檢修備用等任務，是國家二級企業。廠始建于1937年，1942年大壩蓄水，1943年第一臺機組發電。現裝有機組12臺，總裝機容量為100.25萬千瓦。
　　三、黑龍江

　　根據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規定，黑龍江省是國家工業建設的重點地區之一，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156項工程，有22項在黑龍江省。國家在黑龍江省
　　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計劃規定為25.6億元，占國家工業投資的10.3%。 哈爾濱市作為全國老工業基地之一,工業主體主要形成于“一五”、“二五”時期。抗美援朝期間“南廠北遷”的13個大中型企業和原蘇聯援建我國的156項
　　重點工程中有13項在哈市布局，形成了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主體、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經濟結構。
(一)哈爾濱
1.哈爾濱電機廠
2.哈爾濱汽輪機廠

　　哈爾濱汽輪機廠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哈爾濱汽輪機廠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設的重點項目之一。1956年動工興建，1958年投產
3. 哈爾濱鍋爐廠
4. 哈爾濱軸承廠
5.哈爾濱偉建機器廠（原哈飛）
6.哈爾濱東安機械廠
7.哈爾濱東北輕合金廠（原哈爾濱101廠）

8.哈爾濱量具刃具廠
9.電碳廠
10.電表儀器廠
(二)其它
11.阿城繼電器廠
12.佳木斯造紙廠

　　佳木斯紙業集團有限公司是國有獨資公司、國家大一型企業，全國百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單位之一。是“一五”期間由原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
　　工程中的兩項，1953年建設，1957年投產
13.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
　　總部位于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是我國“一五”期間由原蘇聯援建的156 項重點建設.
14鶴崗興安臺10號立井
15.鶴崗東山1號立井

16.鶴崗興安臺洗煤廠
17.雞西城子河洗煤廠
18.雞西城子河9號立井
19.鶴崗興安臺2號立井
20.雙鴨山洗煤廠
21. 友誼農場
友誼縣境內有"天下第一大農場"美稱，她是我國"一五"期間 156個重點工程之一，并由原蘇聯援建的，為紀念中蘇人民的偉大友誼，國務院將該場命名為"國營友誼農場.
22.齊齊哈爾鋼（北滿特鋼）
　　該公司始建于五十年代，是原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