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五節 取消私人商業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一套相應的專門分配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工具所有制的消滅，蘇維埃共和國不可避

第一百一十五節 取消私人商業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一套相應的專門分配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工具所有制的消滅，蘇維埃共和國不可避免地要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機構，即和它的商業發生沖突，并且要逐步把它消滅掉。首先是沒收了大型商業倉庫。這一點之所以必要，原因還在于糧食危機尖銳和商品匱乏。我們把投機商藏起來準備賣高價的商品都分配給了勞動群眾，這或多或少地緩和了十月革命后最初幾周的危機。但是商業倉庫的國有化僅僅是第一步。隨之而來的是實行大商業的國有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與投機商作斗爭，為了對共和國現有的商品進行統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把商品首先分配給勞動階級。蘇維埃政權不僅對糧食，而且對布匹以及一切生活日用品都實行了階級定量分配。不過，蘇維埃政權如果采取另外一種做法也許會更有利：沒收私商所儲存的全部商品。按階級定量進行分配，但不破壞商業機構本身，而相反，是對它加以利用，讓它為我們服務。實際上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正是這樣做的。商品是沒收了，遺憾的是沒收得太晚，以致大部分商品已換成了現金并被原主藏匿起來。所有的大商店都完全轉到蘇維埃政權手中，并在商業工會的協助下開始工作。只有企業的上層人物被停止了工作，這些人現在成了地地道道的寄生分子。的確，在過去，商品需要采購，得到處尋找，再進行交易。現在，無產階級國家本身已成為國營工廠的商品的主要生產者，這樣，如果國家再把商品拿來自己同自己交換，同時再養活著一群商人，那就是毫無意義的了。另一方面，既然已經實行了糧食壟斷，那么在農民與國家、國家與消費者之間，商業中介人就完全是多余的了。他們既拿不出什么東西來誘使農民將糧食交給國家，又無處尋找糧食的買主，所以他們已毫無用處。因此，既然無產階級政權掌握了大量最重要的食品的生產，并且有相當一部分糧食是由自己的機關去采購，所以它就必須要有自己的分配機構。私人商業在這里是不會有什么作為的。但是如何對待那些小的私人商業呢？這類商業從事的工作是分配獨立小手工業生產的產品，蘇維埃政權還沒有掌握這部分生產。它還未能成為這些產品的獨一無二的買主。有些產品要靠蘇維埃的代理機構按照固定的價格來收購是辦不到的，這些產品是由小商業在居民中實行分配（當然，價格很高），而對這些小商業又該采取什么態度呢？這個問題無疑要比大商業的問題復雜得多，消滅大商業的問題是由剝奪所有的資本的這一事實預先決定了的。如果蘇維埃政權不能通過自己的分配機構來代替小商業，那么單純地禁止小商業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曾經有過這樣的情況，一些地方蘇維埃和革命委員會，特別是在一些清除了白衛軍的地區，還未建立起自己的糧食機構，或者更重要的是，還未等這些機構那怕多少能保證居民的正常供應時，就禁止了自由貿易。結果是私商轉入地下，價格提高了許多倍。只有在愈來愈多的產品通過國家的手供應給居民時，小商業才能隨之逐步消滅。如果現在糧食人民委員會和活躍的蘇哈列夫卡并存，那就會僅僅意味著一件事：在分配方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還要繼續下去。現在這場戰爭是在小商業的陣地上進行，只有當國家政權變成小工業產品的主要買主時，或者說只有當國家政權本身變成這些產品的生產者時，這場戰爭才會結束。這里當然還不包括這類情況，即小私商在倒賣本來是屬于糧食機關掌握的食品，也就是關系到同蘇維埃分配機構里的盜竊行為和其他缺點作斗爭的問題。總而言之，只要城市的大生產尚未恢復起來，只要居民主要消費品的供應工作不是在事實上由國家壟斷組織來進行，小商業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因此，盡管消滅分配中的所有各種各樣的私人中介人是社會主義的目的，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目的一定會達到，但是從近期來看，要完全消滅小商業機構是不可能的。第一百一十六節 消費公社既然居民需要的大部分食品是通過或者將通過國家的糧食機構來供應，那就應該有一套相應的社會主義分配機構。這些機構應該滿足以下的要求：這些機構應該是集中的。這樣可以保證最合理的和平均的分配。這樣可以減少機構維持費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些機構所需要的人力和財力總是比私人商業機構要少得多。社會主義分配機構的工作效率應該是最高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必須使這些機構做到不僅它們本身向國家要求的人力和物力是最少的，而且它們能不額外多占用消費者一分鐘的時間。否則就會造成整個社會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在私人商業存在的條件下，消費者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情況下，只要有了錢，任何時候都可以買到所需要的東西。社會主義機構在這方面不應該比私人商業更壞。然而，正因為這些機構非常集中，所以就很容易變成一架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和工作效率極其緩慢的機器，可能使許多商品在未到達消費者手中之前就已腐爛掉。應該怎樣來建立這些機構呢？蘇維埃政權面臨著兩種出路：或者是重新建立一套分配機構，或者是把資本主義建立的全部分配機構利用起來，使它們為社會主義的分配目的服務。蘇維埃政權走的是第二條道路。蘇維埃政權在一些必須建立自己的機構的地方，特別是在破壞了資本主義關系的最初時期，建立了自己的機構，與此同時，它也注意到了合作社，提出利用合作社的機構來進行產品分配。第一百一十七節 過去的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合作組織的主要任務在于，使消費者擺脫商業中介人——投機商的剝削，把商業利潤留在聯合起來的消費者手中，保證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產品，合作社組織或多或少地成功達到了這一目的， 但這僅僅為的是自己的社員，即為的是社會的一部分人。至于說合作社的創辦人關于借助于合作社來對資本主義進行和平改革的幼稚幻想，那么在這方面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要說合作社有成就，這一點僅僅是在排擠小商業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但對于大商業則幾乎不有觸及到，它們本身反而享用了大商業為自己提供的便利。至于合作社的生產企業，它們在資本主義生產總的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是根本微不足道的，對于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進程不起任何影響。總之，龐大的資本組織從不把合作社看成什么了不起的競爭者。只要有必要，它隨時都完全有可能象掐死一只小貓似的在經濟上把合作社干掉，因而它可以容許合作社的思想家們去安靜地做自己的排擠資本主義的美夢，聽任合作社的會計員為他們從小店主那里奪得的一點好外而狂喜不已。合作社本身完全適應了資本主義，并在其分配體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甚至對資本主義是有利的，因為它可以減少分配機構的費用，從而擠出一部分多余的商業資本投入工業。另一方面，由于合作社減少了小商品中介人的數量，并使消費者與資本主義大生產更加接近，所以就加速了商業中的商品流轉，使貨款能按照保證條件及時如數地得到償還，最后使產業后備軍處于更加絕望的境地，因為通常有相當一部分失業者都從工業轉到小商業。除此以外，我們還要指出的是農民的合作社，許多調查材料都說明，這種合作社到處都在為殷實富裕的農民帶來極大的利益，而對貧農卻幾乎沒有什么幫助。就其階級組成來說，消費合作社可分為工人合作社、農民合作社和城市普通公民合作社，即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官吏的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在總的合作組織網中往往是最左的， 而在無產者的階級組織網中又往往是最右的。在農民合作社中殷實的大農戶說了算。在城市合作社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領導地位，他們扮演著整個合作組織的思想家的角色，他們宣稱，在用合作社的面包和土豆來打擊資本主義方面，合作社有著遠大的前途。俄國的十月無產階級革命揭露了合作社的真正實質。除了部分工人合作社之外，所有其他合作社，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和富農領導者，都對社會主義革命采取極其敵對的立場。西伯利亞的購銷合作社和其他聯合組織的合作社都明確地站在白衛軍反革命一邊，擁護讓世界帝國主義勢力來鎮壓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張。到1917年10月1日為止，俄國共計有六百一十二個合作社聯合組織，這個數字看來比實際上要少一些，因為根據1918年1月1日以前的某些材料，估計可能有一千個這樣的聯合組織。到1918年1月1日為止，共有二百八十一個聯合組織加入了中央合作總社。在二百六十九個聯合組織中共計有三萬八千六百零一個合作社， 社員人數為一千三百六十九萬四千一百九十六人。但是由于有的合作社同時加入兩個至三個聯合組織，因此俄國合作社的數目比實際上所說的數目要少些，社員的人數也同樣如此。至于俄國合作社在工業方面的活動，那么在1918年所有的合作社和合作社聯合組織共有四百六十九個企業，其中大部分為小企業。第一百一十八節 現在的合作社在資本主義統治下，合作社在其總的體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蘇維埃政權時期，合作社的機構注定會或者逐漸與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分配機構同時消亡，或者加入到社會主義分配體系中來，起國家分配機構的作用。合作社原先的主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各種高爾察克式的“社會黨人”，都希望使合作社不依賴于無產階級國家，即保證它以消亡的自由。相反，蘇維埃政權從廣大勞動群眾，特別是從合作社勞動群眾的實際利益出發，采取了另一種辦法。蘇維埃政權不會為知識分子合作社上層人物的情緒所左右，也不會因為這些上層人物的反革命意圖而拋棄整個合作社機構，它力圖不斷地把合作社的分配機構納入到自己的分配機構的總體系中來。它力圖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合作社的活動范圍。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在這里所面臨的實際任務， 總的來說可以歸結如下：一般資產階級類型的合作社是投入一定股份的公民自愿組成的聯合組織。通常合作社只為自己的社員服務，只有在無損于自己的社員的利益時，才可以向所有的居民出售產品。我們認為必須使所有的居民都合作化，使每個社會成員都加入某個合作社。只有在那時，通過合作社進行的分配才意味著是對全體居民的分配。在消費合作社里，工作是在合作社的全體社員自治的基礎上按部就班地進行的。（如果在實際上只是由幾個理事在掌權，那只能是社員們自己的過失。合作社的章程規定，全體社員大會是合作社的主事人。）如果共和國的全體公民都參加到合作社中來，他們就有充分的可能對無產階級國家的全部分配機構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如果群眾有了足夠的主動性，他們就能對分配工作中形形色色的舞弊行為和官僚主義進行最堅決有效的斗爭，從而使國家合作社組織的工作做得迅速和井然有序。由于這一點，由于消費者本身參加到分配工作中來，分配機關就從原來高居于群眾之上的機關變成了群眾自己的機關，這無疑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遵守同志式紀律的自覺性，并幫助群眾了解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部生產-分配機構的工作。其次，在全體居民都實行了合作化以后，必須使居民中的無產者階層在合作社中起領導作用。在城市中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讓城市工人更積極地參加合作社的活動，在選舉中讓共產主義的無產者在理事會里占多數，而更主要的是要把工人的合作社，而不是把普通公民的合作社變成城市消費公社。為了同一目的，還必須力求在合作社與工會之間，即在生產機構和分配機構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具有巨大的前途。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的作用會縮小到一個中央統計局的作用，到那時，生產組織和分配組織之間的靈活多樣的聯系將具有特別得重要的意義。最后，共產黨員必須作為團結一致的集體參加合作社的建設，并爭取在其中起領導作用。在農村必須把富農排擠出合作社的理事會，取消農村富裕階層在分配上的各種特權，使農村合作社的機構掌握在貧農和有覺悟的中農手中。第一百一十九節 其他分配機構從十月革命的時候起，在俄國就出現了許多各種各樣的由革命建立的分配機構。這些機構的中心就是糧食人民委員部及其在各省、縣的所有分支機構。糧食機關過去和現在都有大量糧店和糧站作為自己的分配機構。在農村，有一個時期為了同合作社的分配相抗衡，貧農委員會曾起著分配者的作用，因為大部分合作社在分配所獲得的食品多半都是照顧到富裕農民的利益，而貧農委員會則力求把從國家那里得到的食品拿出較多的部分交給貧農。大城市的住宅委員會和公社之家在分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工會，特別是工廠委員會也從事過分配工作。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是要用一個統一的分配機構來代替這種多頭緒的分配機構，或者把這些機構納入到統一的總分配機構的環節中去。例如，住宅委員會和公社之家就起了良好的作用，它們使消費者能及時得到食品，而不必再成天地排長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