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節 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我們黨第一個提出并實現了蘇維埃政權的要求。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1917年

第四十六節 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我們黨第一個提出并實現了蘇維埃政權的要求。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1917年發生了偉大的十月革命。在我們黨提出這個口號以前，這個口號根本沒有實現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是“從頭腦里”臆造出來的。相反，它產生了，它誕生于生活自身的深處。早在1905——1906年的革命中就產生了工人的階級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在1917年的革命中這類組織的出現數不勝數：先是工人蘇維埃，士兵蘇維埃，后來又有農民蘇維埃，象雨后春筍，幾乎到處都紛紛出現。很清楚，這些以爭取政權而斗爭的機構的形式出現的蘇維埃必然要成為政權機關。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以前，很多人都在談論無產階級專政，但實際上他們并不知道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會以什么樣的形式實現。現在俄國革命找到了蘇維埃政權這種形式。蘇維埃政權實現了無產階級的專政， 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參加自己的蘇維埃，并且在農民的幫助下鎮壓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抗。以前很多人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可能以所謂的“民主共和國”的形式出現，這個共和國應由立憲會議來建立，并由階級的人民選舉出的會議來管理。直到今天機會主義者和社會妥協主義者還在堅持這種意見，說什么只有立憲會議和民主共和國才能把國家從苦難的內戰中解放出來。但是，實際生活證明事情恰恰相反。例如，在德國，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后曾建立了這樣的共和國。然而，那里在1918年和整個1919年進行了流血的斗爭。工人階級在這場斗爭中始終要求建立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成為無產階級真正的國際性口號。世界各國工人都在提這個口號，并把它同工人專政的口號聯系起來。生活證明我們的要求是正確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不僅適用于我們俄國，而且適用于一切有無產階級存在的國家。第四十七節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依靠的是普遍投票和所謂的“全民的”、“全民族的”、“超階級的”意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和立憲會議等等的擁護者們說我們違背了民族的意志。現在我們首先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我們在本書的第一部分里已經知道，現代社會是由利益互相矛盾的階級所組成的。這就是說，如果延長工作日對資產階級有利，那么它對工人階級就沒有利，等等。階級是不可能調和的，就象狼和羊是不可能調和的一樣。狼喜歡吃羊，而羊則必需實行自衛。如果事情是這樣（而且絕對是這樣），那么試問：能否確定一種狼和羊的共同意志？是否能找到一個羊與狼的共同意志呢？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會說，這是無稽之談。羊與狼的共同意志是不可能的。二者之中只可能有一個：或者是狼的意志，使被欺騙和被壓迫的羊聽從狼的擺 布；或者是羊的意志，使狼不敢冒犯羊并把這批野獸打死。在這里不可能有任何中間道路可走。同樣，很明顯，關于階級的情況也是一樣。在現代社會里，階級反對階級，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它們是勢不兩立的。它們之間能有什么資產階級和工人的共同意志呢？很清楚，正象狼和羊的情況一樣， 資產階級和工人不可能有共同愿望和志向。只能說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意志，它把自己的意志用各種方法強加給被壓迫的多數人民；或者是無產階級的意志；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資產階級。在國內戰爭和革命的時期，即在舊世界就要垮臺的時候，談論什么全階級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利益”，那就更為荒唐。在這里，無產階級想的是要改造世界，資產階級想的則是要鞏固舊的奴役制度。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能有什么樣的“共同”意志呢？很清楚，關于全民的意志這種說法如果是指一切階級而言的，那就是欺騙。這樣的共同意志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但是，這種欺騙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資產階級需要它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資產階級是少數。它不能公開說是一小撮資本家在實行統治。因此它需要欺騙，說它是以“全體人民”、“一切階級”、“全民 族”等等諸如此類的名義實行統治。在“民主共和國”里是怎樣實行這種欺騙的呢？無產階級在這里受奴役的主要原因是它在經濟上受奴役。哪怕在最民主的共和國里，工廠也都是掌握在資本家手里，土地掌握在資本家和地主手里。工人除了勞動的雙手以外一無所有，貧苦農民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塊土地。他們終生被迫在最惡劣的條件下工作，遭受自己主人的壓迫。在文據上他們可以有很多東西，而在實際上——什么都沒有。因為一切財富、資本的權利都掌握在他們敵人的手里。這就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美國、瑞士、法國都是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在所有這些國家里，都是最卑鄙的帝國主義分子、托拉斯和銀行大王，即工人階級最兇惡的敵人在掌權。最民主的共和國是1919年出現的德意志共和國及其國民會議。然而要知道，這是殺害卡爾·李卜克內西的劊子手的共和國。蘇維埃政權實行新的、完美得多的民主形式——無產階級的民主。這種無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在于，它以生產資料轉到勞動者手里為基礎，也就是以削弱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實行這種民主時，恰恰是過去被壓迫的群眾及其組織在變成為管理機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有工人和農民的組織；因而，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里它們也存在。但是，它們受到富人組織的排擠。相反，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富人沒有財富了。而工人、農 民-半無產者等等的群眾性組織（蘇維埃、工會、工廠委員會等等）則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真正基礎。在蘇維埃憲法的第一條里規定：“俄國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權歸這些蘇維埃掌握。”蘇維埃民主不但不排除工人組織參加管理，而且相反地，它把這些組織變為管理機關。由于蘇維埃和其他工農組織吸收了千百萬勞動群眾，所以蘇維埃政權第一次發動起無數從前被遺忘的和在底層奔波的人們去執行新的任務。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工人和貧農通過蘇維埃、工會、工廠委員會參加到共同的工作中來。到處都是這樣。在外省的小城鎮和農村里，人們開始從事過去從未干過的管理和建設新生活的事業。蘇維埃政權還通過這種辦法來實行各地方的廣泛的自治，吸收廣大群眾參加這項工作。顯而易見，我們黨的任務就是大力發展這種新的、無產階級的民主。我們應當努力使最廣大的無產者和貧農階層參加蘇維埃政權機關里的工作。列寧同志早在革命以前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里就正確地說過，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甚至每一個廚娘都學會管理國家。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在實現這一任務的道路上還有大量的障礙。這些障礙首先就是群眾的文化水平不高。先進工人是一個比較精干的階層。例如五金工人就是這樣。但是也有落后階層，農村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這樣他們就可能使自己置身于事外。我們黨的任務就是要不斷地、一步一步地把這些階層也吸引到共同的國家工作中來。當然，要使越來越多的階層參加這一工作，只有通過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組織性的辦法，這同樣也是黨的任務。第四十八節 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性和暫時性資產階級總是以“全民事業”的偽裝來掩蓋自己的階級統治。資產階級作為一小撮寄生蟲又怎能公開承認它把自己的階級意志強加給全體人民呢？它怎能說國家里它的強盜聯盟呢？它當然不能這樣做。甚至當資產階級打出血腥的將軍獨裁的旗幟時，它也會說這是“全民族的”事業。但是在所謂的“民主共和國”里，資產階級對人民的欺騙手法則更是巧妙。在這里，資產階級實行統治和實行獨裁總是遵守著某些“看得見的”東西，如它每隔三至四年也給工人們一次投選票的權利，但是并不能讓他們參加管理。然而資產階級卻高喊什 么“全體人民”管理。蘇維埃政權在所有人面前公開承認自己的階級性。它對自己是階級的政權，蘇維埃國家是窮人的專政這一點無需隱瞞。它甚至在名稱上也突出了這一點；工農政府就是所說的蘇維埃政權的政府。在憲法中，也就是在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根本法中，直截了當指出：“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認為，目前在同剝削者進行決戰的時刻，在任何一個政權機關中都不能讓剝削者有立足之地。”這就是說，蘇維埃政權不僅承認自己的階級性，而且要堅決剝奪敵視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那些階級的代表人物的選舉權，并把他們從政權機關中清除出去。為什么蘇維埃政權能夠并且應當如此直言不諱呢？因為它是真正的勞動人民的政權，也就是大多數人的政權。它對自己是誕生于工人街區這一點無需隱瞞。相反，它越是突出自己的出身和作用，它就越能接近群眾，越能順利地同剝削者進行斗爭。但是這種情形不會永久地延續下去。問題的實質是需要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一旦這些剝削者被鎮壓、被制服、變得規規矩矩；一旦他們得到了改造，并變成象其他人一樣的勞動者，那么當然，任何“壓制”就將越來越趨于消失，無產階級專政也將逐漸消失。這正如我國憲法中所說（見第2篇第5章）：“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在當前過渡時期的基本任務是，建立城鄉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專政，即建立強大的全俄蘇維埃政權，以便徹底鎮壓資產階級，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實現沒有階級區分和沒有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我們黨的任務就是由此而來的。黨應當不斷地揭露資產階級一面給予工人以某些權利，而一面又使工人在物質上依附于雇主的種種欺騙行徑。黨的任務就是要運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全部手段來鎮壓剝削者。但與此同時，黨的任務還在于，隨著對剝削者及其奴仆的鎮壓，隨著對這些人的“改造”，逐漸地削弱和廢除那些原來使用的措施。我們假定，知識分子已靠近工人階級，他們不再對工人階級牢騷滿腹，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經完全站在工人階級政權的一邊，他們同無產階級和睦相處。如果發生了這樣的情況（當然，這只是時間問題），那么，我們就應該給這些知識分子以一切權利，接收他們加入我們的大家庭。當然，在全世界還在向無產階級共和國進攻的日子里，談論這種權利擴大還為時過尚早。但是我們應該不斷地闡明，這一點將會實現，如果能更快地永遠制止住剝削者反對共產主義的所有各種各樣的企圖，這一點就會實現得更快。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將逐漸地消亡，變成沒有國家的、消滅了任何階級區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四十九節 實現工人階級權利的物質條件資產階級民主最主要的騙局之一就是它只給予皮相的權利；法律條文上規定，工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選舉國會，他們擁有和雇主一樣的權利（說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們可以自由地結社、集會、出版任何報紙、書刊等等。有些人認為這就是“民主的本質”，并聲稱這里是一切人、全體人民、全體公民的民 主，而不是象在蘇維埃共和國那樣。首先需要說明，實際上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并不存在。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而現在資產階級老爺們早已把它廢除了。美國在這方面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例如美國在戰爭期間公布了這樣的法律：禁止辱罵總統；禁止辱罵盟國；禁止說美國和盟國參戰具有卑鄙的物質動機；禁止宣傳過早的和平；禁止公開譴責美國政府的政策；禁止稱頌或贊揚德國；禁止宣傳推翻現存制度，消滅私有制，階級斗爭等等。違者得被叛處三至二十年的苦役。一年期間因違犯這些條文而被捕的工人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整個工人組織均遭破 壞，部分領導人被殺害。1917年夏天亞利桑那銅礦罷工可以說是所謂“罷工自由”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次罷工中，工人們遭到槍殺、鞭打，全身被涂上瀝青；大批大批的工人家庭被迫出走，淪為乞丐。再以勒德洛（科羅拉多州）的洛克菲勒采煤場的罷工為例，當是洛克菲勒（銀行家）的雇傭軍槍殺和燒死了數百名男女工人。在美國，盡管國會是在普選的基礎上選出來的，但是它卻完全是按照托拉斯大王的命令行事；幾乎所有的議員都被他們收買過去。一批無冕的皇帝控制著一切：洛克菲勒是銀行、石油、糧食、牛奶大王；摩根是銀 行，鐵路大王；施瓦勃是鋼鐵大王；；斯威夫特是肉類大王；杜邦是在戰爭中發了大財的火藥大王。無須多 說，洛克菲勒一小時就能得到一萬美元（一美元按戰前計算約等于兩盧布）；他舉行一次宴會就要花去一千一百萬美元。有什么東西能抵擋得了這樣的勢力呢？施瓦勃和洛克菲勒一伙人就這樣在“民主”的幌子下掌握著一切！但是，即使實際上存在這樣的民主，那么同蘇維埃政權相比，它也分文不值。因為對于工人階級來說，重要的不是要有紙上的權利，而是要有行使權利的可能性。而在資本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這種制度下，全部財富都為資本家所有。即使根據法律條文規定工人可以舉行集會，那他們也找不到場所。例如，由于大資本家的煽惑或者本人對工人的仇恨，所有的小飯店老板都不肯提供場地，結果事情只好罷休。再例如，工人想出版報紙，而且他們也有這個權利。但是要知道，為此需要金錢、紙張、辦公地點、印刷廠等等。而所有這些東西都在資本家手里。資本家不提供，結果又是一場空：什么也做不成。靠工人賺的幾個銅板是積攢不起多少錢的。結果資產階級擁有幾百萬份的報紙，可以天天隨心所欲地欺騙人民，而工人，雖然他們在法律條文上也有“權利”，但是實際上卻什么也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工人“自由”的實質就在這里。這些自由只是停留在紙上，正如人們說的那樣，它們是“形式上的”自由；實質上這里沒有任何自由，因為這種自由是不可能實現的。這里的情況也和一切生活領域里的情況一樣。按照資產階級的學說，資本主義社會里的老板和工人是平等的，因為存在著“合同自由”；老板愿意雇用工人，工人可以愿意、也可以不愿意受雇。但是要知道，這只是寫在紙上的！實際上老板既有錢又吃得飽，而工人既挨餓又受窮。他不得不受雇于人。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平等呢？盡管紙上寫有這種平等，但富人和窮人之間是不可能平等的。所以在資本統治下，“自由”實際上只是一紙空文。相反，在蘇維埃共和國，工人階級的自由首先在于提供了實現自由的可能性。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中直截了當地指出（第2篇第5章）：“第14條 為保障勞動者享有真正的發表意見的自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取消資本對出版物的控制，把出版報紙、書籍和一切其他印刷品所需要的各種技術設備和物資交給工人階級和貧農支配， 并保證這些出版物在全國自由傳播。第15條t為保障勞動者享有真正的集會自由，俄羅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除承認蘇維埃共和國公民享有自由集會、游行等等權利外，還把一切適合舉行民眾大會的場所，連同陳設、照明和取暖設備，交給工人階級和貧農支配。第16條t為保障勞動者享有真正的結社自由，俄羅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摧毀了有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權利，從而掃除了至今仍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阻撓工農享有結社和行動自由的一切障礙，并且盡可能在物質方面和其他方面協助工人和貧農聯合組織起來。第17條 為保障勞動者真正能夠獲得知識，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任務是使工人和貧農受到充分全面的免費教育。”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自由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自由之間的巨大差別就在這里。在這方面，蘇維埃政權和我們的黨做了很多事情。貴族的高樓大廈、劇院、印刷廠、紙張等等，——現在一切都屬于工人組織和工人國家政權所有。我們今后的任務是要用一切方法幫助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落后階層行使他們的權利。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來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我們應當沿著既定的道路不斷前進，并且千方百計地擴大工人自由的物質條件。這就是說：盡可能尋找和新建一些新的場所，建立新的印刷廠、新蓋工人文化宮等 等。另一方面，就是要向落后階層說明，由于愚昧落后和文化水平低，既有的條件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第五十節 勞動者不分性別、宗教和種族一律平等資產階級民主口頭上宣布了一系列自由，但對于被壓迫者來說，這些自由是神秘莫測和高不可攀的。順便說一句，資產階級民主不止一次地宣揚人們不分性別、宗教、種族和民族一律平等。它夸口說，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男人和女人，白種人、黃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佛教徒、基督教徒、猶太人等等一律平等。事實上， 任何這樣的平等資產階級也沒有實行過。相反，在帝國主義時代，到處都在拼命地強化種族壓迫和民族壓迫（關于這一點詳見下一章）。甚至對婦女，資產階級民主也從來沒有實行過任何平等。婦女仍然是無權的生物和家畜，是供男人使用的床上用品。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女工特別受壓迫，處在無權狀態；她們在各個方面的權利，甚至比資產階級允許男工所享有的那些少得可憐的權利還要少。婦女的議會選舉權只在兩、三個國家里存在；在財產繼承方面，婦女只能得到最少的一份；在家庭關系方面，她們總是從屬于丈夫，總是無辜受過；總之，在資產階級民主下，到處都實行著一套酷似野蠻人的制度，對妻子就象一件東西，玩偶或者役畜一樣，可以進行交換、買賣、處罰、或者偷竊。“母雞不是鳥，老婆不是人”——在奴隸社會里就是這樣認為的。這種狀況對無產階級極為不利。在本書的第一部分里我們已經知道，婦女在工人的總數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不言而喻，如果無產階級的兩部分之間存在著不平等，那么，無產階級的斗爭也就會非常軟弱無力。沒有女性無產階級的幫助，總的勝利是不可想象的，“勞動的解放”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應該使男女兩部分無產階級成為完整的戰斗的集體，并通過實行平等來使這個集團更加鞏固，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在。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在生活的一切領域里實行這樣的平等；在婚姻、家庭關系，政治權利等等方面，現在婦女同男子處處都是平等的。黨的任務是促進這種平等的實現。這里首先需要不斷向廣大勞動者階層說明，奴役婦女對他們是非常有害的。甚至直到今天在工人當中還把妻子只看作是“老娘們”；在農村，當“老娘們”也起來從事公共事業的時候， 常常遭到譏笑。在蘇維埃共和國，婦女勞動者擁有同男子一樣的權利，她們可以選舉各級蘇維埃和被選進蘇維埃，可以擔任任何委員的職務，在軍隊里，在國民經濟中，在國家管理機關里，執行任何工作。但是，我們的女工比男工落后得多。而且很多人也看不起她們。這里需要進行頑強的工作：在男子當中，要使他們不再給婦女勞動者“擋路”；在婦女當中，要讓她們行使自己的權利，不膽怯，不靦腆。要記住：我們應該使甚至每一個廚娘都學會管理國家。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最重要的不是把權利寫在紙上，而是要有可能實現這些權利。如果婦女勞動者忙于家務勞動，跑市場，排長隊，洗衣服，看孩子，被這些家務事忙得不可開交，她們還怎么能去行使自己的權利呢？蘇維埃政權和我們黨的任務應當是設法減輕婦女勞動者的家務勞動，把她們從這種舊時的和落后的關系中解脫出來。組織設有中心洗衣站的家庭公社（不是在那里互相罵架，而是在那里過真正人的生活）；組織公共食堂；組織托兒所、幼兒園、運動場、兒童夏令營，開設具有兒童公共伙食的學校等等——有了這些就一定能減輕婦女的負擔，使她們有可能從事一切男性無產者從事的事業。當然，在破產和饑荒的日子里，很難把這件事做得盡善盡美。但是，黨應當盡到一切可能，以便使女工也能參加公共的工作。關于民族、種族平權等等需要看下一章。在這里，我們只引用我國憲法中有關這個問題的某些段落（第2篇第5 章）：“第20條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從各國勞動者的團結出發，對于居住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外國人，只要他們從事勞動，屬于工人階級或屬于不使用他們勞動的農民階級，均給予俄國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權利，并授權地方蘇維埃不經過任何繁雜的手續，給予這些外國人以俄國公民權。第21條t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于一切因政治罪名和宗教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外國人，給予居住權。第22條t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承認一切公民不分種族和民族均享有平等的權利，同時宣布，凡是在這方面建立或容許某種特權或優待，以及壓迫少數民族或限制其平等權利，都是違反共和國根本法的行為。”第五十一節 國會制度和蘇維埃制度在一些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里，最高首腦機關是所謂的國會。這是一個通過某種方法選舉出來的機構： 有的國家，只有富人才能參加選舉，有的國家，也準許部分窮人參加選舉，有的國家，所有達到一定年齡的男子都可以參加選舉，還有的國家，婦女也可以參加選舉。但是，甚至在那些根據普選權選舉國會的地方，國會的首腦即多數人也都是資產階級安插的人。為什么到處都是這樣呢？讀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一切之后，這是不難理解的。我們看到，在國家占人口多數的工人享有發言權。但我們也看到，一切財富都在資本家手里，所有的報紙也都在他們手里，他們有集會的場所，有為他們效勞的畫家、印刷廠、大量的紙張；宣傳家們在從所有的講壇替他們說話；我們也看到，窮苦工人整天疲于奔命，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地方集會，資產階級的鉆營者、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各種各樣的律師、記者、演說家）在工人中間亂竄，他們提出一些似乎很體面的口號，對工人進行恭維籠絡；我們看到，辛迪加老板甚至不惜花費巨大錢財來收買原先是正直的工人當選者，給他們地位，在報紙上對他們大事頌揚等等，等等。這樣我們就會明白，為什么甚至在這樣一些國會里大多數也都是資產階級、金融資本、銀行大王的秘密的或者公開的代理人。因此，要選舉勞動群眾自己的人是很困難的。而既然當選為國會議員，——那就一切都完了：那時他就看不起自己的選取民了，因為在三、四年之內，他是有保障的。他用不著他們了。他把自己出賣給各個方面。然而又不能罷免他，因為根據法律是不允許的。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國會制度下，情況就是這樣。在蘇維埃共和國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在這里，寄生蟲——商人和工廠主，高級僧侶和地主，將軍和富農——沒有發言權。他們沒有選舉權，也沒有被選舉權。因此對于工人和貧民來說，選舉是很簡單和很容易的。而且在這以后，任何一個當選的蘇維埃代表都能被他的工人選民罷免并由另外的人來接替他的位置。如果代表失職，背叛了自己的旗幟等等，他就可能被罷 免。這種罷免權在任何地方也沒有象在蘇維埃共和國行使得這樣廣泛。在資產階級共和國，國會是個“清談館”；議員們唯一要作的事情就是進行辯論和發表演說。真正的實際性的工作是由官員、部長們來做的。國會還批準法律并通過咨詢來“監督”部長，投票表決政府提議。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立法權在國會，而執行權卻在內閣。因此，干事情的不是國會：國會和它的議員只限于清談。在蘇維埃制度下，情況完全不是這樣。蘇維埃代表大會是最上層的即最高的機關。憲法中指出：“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它一年至少應當舉行兩次會議；它要對自己的工作作出總結和通過適當法案，但是，代表大會的所有代表，這不是專業空談家，而是做日常工作的“實干家”。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它同時既頒布法律，又“發布命令”；它既掌握執行的權利，也掌握立法的權利；它的分部是各人民委員部；它的委員分別在這些委員部里工作。所以，中面執行委員會是一個辦事機構。無論是中央執行委員會，還是任何其他的蘇維埃機關都和很多群眾性的工人組織有密切的聯系，并依靠它們進行工作：蘇維埃機關依靠共產黨，依靠工會，依靠工廠委員會，依靠合作社。這些組織擁有幾千萬勞動者，他們都雙手支持蘇維埃政權。勞動群眾通過這些組織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人的共產黨或工會把自己信任的人派到各種崗位和擔任各種職務。可見，優秀工人到那里去不只是說話，而是去管理。在所謂的民主共和國里根本沒有這樣的事。在那里，工人選取民只是投了選票，就萬事大吉了。正如資產階級對他們說的那樣，他們完成了自己的“公民義務”，至于別的就用不著他多操心了。這里是一場很大的騙局。為什么？仍然還是我們前面所知道的那個原因。在紙面上，似乎工人“參加了”什么，而實際上，他們完全與此無關；管理一切和決定一切的是一幫專門的、同群眾沒有聯系的資產階級官吏即所謂的官僚。管理機關脫離了群眾，群眾和它毫不相干。在十六或十七世紀以前，國家的官吏只是從貴族中委任。隨著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了職業官吏。在現代，這種職業官吏主要是從所謂的知識分子當中招募，而上層官吏是由大資產階級推薦的。甚至連那些小官吏也是用忠于強盜國家的特殊精神來培養的，其中最有才華的人都得到官銜、勛章、爵位，即所謂的“職務升遷”的機會。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這些先生們身上都浸透著對“平民百姓”的鄙視心理。這些官吏的數量及其增加的情形是怎樣的，可以從下列數字（我們引用奧爾舍夫斯基《官僚制度》一書中的數 字）來判斷：在奧地利，1874年官吏的數量約為二萬七千人，1891年為三萬六千人，1900年為十六萬九千人；在法國，1891年這種公務官吏已經有一百五十萬人（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在英國，1891年約有一百萬人（百分之二點六）；在美國，1890年約有七十五萬人，等等。甚至資產階級作家奧爾舍夫斯基也認為這個階層有以下基本特性：刻板和保守；文牘主義；打官腔；瑣碎。但是，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里恰恰是這些官吏在進行管理。我們重復一遍，高級官員主要是從大資產階級和貴族地主圈子里招募的。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事情也不可能不是這樣。在蘇維埃共和國，群眾不但參加選舉（而且選舉的不是賣身投靠的律 師，而是自己人），而且還參加管理，因為蘇維埃和幾十個其他的群眾性工人組織都參加了這個管理。至于蘇維埃本身，連它們的選舉本身也都考慮到同群眾的聯系。因為選舉蘇維埃不是按區域，而是按工作地點（按工廠等等），或者按所謂“生產單位”進行的。通過共同勞動而團結在一起的人們選舉自己的委托人、自己的“代表”。蘇維埃政權就是這樣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這是一種最高的、最民眾化的民主形式。黨的下一步的任務是什么呢？總的路線是很清楚的：這就是要在越來越廣闊的范圍內實現無產階級民主，使在職的公務人員（代表當選人等等）更接近群眾；吸收越來越多的群眾直接參加管理；最后，要讓千百萬人來監督自己的代表和他們的工作。公務人員應當盡可能廣泛地負起責任和報告工作的情況。這一切任務的實現需要進行巨大的工作。在這里會遇到大量的實際障礙。必須克服所有這些障礙，爭取達到國家機關和積極建設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和農村貧農群眾的充分的、親密無間的團結。第五十二節 軍隊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和任何國家政權一樣，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己的陸軍和海軍。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里，軍隊是鎮壓工人階級的工具和保護資產階級的錢包的工具。無產階級的軍隊即蘇維埃共和國的紅軍， 是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的階級目標服務的。所以資產階級軍隊和無產階級不管在本身的狀況上還是在政治權利上，都有著深刻的區別。資產階級只能撒謊說，它使自己的軍隊立于“政治之外”。事實上，它是在保衛“全民族利益”的旗號下，把軍隊變成自己強盜政治和反革命政治的工具。它竭力把軍隊和人民分開。它千方百計地阻撓士兵實現自己的政治權利。在蘇維埃共和國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第一，在這里，無產階級公開聲明，我們的軍隊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的階級斗爭的工具。第二，在這里，國家運用一切辦法促進軍隊同人民打成一片；工人和紅軍戰士共同組織自己的蘇維埃（所以被稱為“工人和紅軍士兵代表蘇維埃”）。工人和紅軍戰士上同一些學校，一起聽課，出席集會，參加示威游行。工人和紅軍戰士不止一次互贈戰旗。在蘇維埃國家里，國家不是別的，而是勞動者的偉大共和國，只要紅軍同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團結統一得到保證，就一定能取得對敵斗爭的勝利。工人階級同軍隊，軍隊同工人階級，越是打成一片，我們的戰斗的革命力量就越鞏固，很清楚，我們的黨應該支持，發展和加強這種關系。經驗已經證明了軍隊同無產階級組織的關系對軍隊的影響。只要回想一下1919年夏季對高爾察克和同年秋季對鄧尼金的反擊就夠了。這些反擊之所以能獲得勝利，就是因為黨內、工會組織等等方面的工人同志幫助了軍隊，密切了同軍隊的關系，參加了軍隊的工作。因此，無產階級的紅軍是真正的，而不是口頭上的第一支人民軍隊，它是按照勞動者意愿建立起來的，為勞動者所組成，同勞動者保持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通過自己在蘇維埃的代表管理著國家。它不是某種獨立的東西，而是同樣的工人階級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前進的農村貧農。它同后方的勞動者生活在一起。不斷加強這種關系是我們黨必須完成的任務。第五十三節 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我們的革命是一場共產主義革命，在這里，無產階級起著先鋒作用、領袖作用。無產階級是最團結和最有組織的階級。無產階級是唯一的這樣的一個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它的生活條件使它形成了正確的共產主義觀點，給它指明了正確的目標和通向這個目標的正確的道路。因此，無產階級是整個革命的領導者和領袖是毫不奇怪的。農民（中農，甚至一部分貧農）不止一次地表現過動搖。只有跟著無產階級走，他們才能有所成就。反之，如果他們與無產階級背道而馳，那就一定會受到某一個鄧尼金、高爾察克或其他地主、資本家和將軍的蹂躪。無產階級的這種領導作用、領導意義，甚至在我們的蘇維埃憲法中也有反映。根據我國法律，無產階級在政治權利上占有某些優勢。例如，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規定城市工人的代表要比農民代表多。憲法中有下列一些相應的條款：“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應由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州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組成，市蘇維埃選出的代表按每二萬五千選民選舉一人的比例產生，州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代表按每十二萬五千居民選舉一人的比例產生。”（第3篇第6章第25條）“各級地方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組織方式如下，1.省蘇維埃代表大會由市蘇維埃代表大會和縣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組成。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代表按每二萬五千居民選舉一人的比例產生，市蘇維埃選出的代表按每五千選民選舉一人的比例產生，但是全省代表不得超過五百人。如果在省蘇維埃大會召開之前剛召開了州蘇維埃代表大會，則省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由州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其比例與縣蘇維埃代表大會產生代表的比例相同。2．州（專區）蘇維埃代表大會由市蘇維埃代表和鄉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組成。鄉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代表按每一萬居民選舉一人的比例產生，市蘇維埃選舉代表按每二千選民選舉一人的比例產生，但是全州（專區）代表不得超過三百人。如果在州蘇維埃大會召開之前剛召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則州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由縣蘇維埃代表大會（而不是鄉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其比例與鄉蘇維埃代表大會產生的比例相同。”（第3篇第10章第53條）誠然，在城市里代表是按選民的比例產生，而在農村則按全體居民（這里不但有勞動者，而且包括富農、神父、農業資產階級等等，同時還包括沒有選舉權的兒童）的比例產生的。這就是說，城市工人對農民的優勢完全不是象初看起來的那樣大。但是優勢畢竟無疑是有的。憲法上所確定的這種優勢只反映在實際生活中存在的情況，即城市里團結起來的無產階級領導著分散的農村群眾。我們黨的任務是要首先闡明這種優勢的暫時性。隨著更多的落后農村群眾受到教育，在他們在經驗中確信工人路線的正確和益處之后，當他們感到他們不能和資產階級同路，而只能和無產階級同路的時候，不言而喻，這種不平等就會成為過去，因為那時在實際生活中不平等的現象也就不存在了。我們黨的責任就在于要運用無產階級的這種優勢，以便盡可能有力地影響農村，把先進工人同農民結合起來，從而使農村貧農受到革命教育。為工人階級保留這些優勢不是為了使它固步自封和與農村隔絕，相反，是為了工人階級通過使用這些優勢，通過它在蘇維埃和整個國家管理機關中所占的很大的比重，使自己同農村聯系起來，促進無產階級同中農和貧農的同志式團結，并把他們從富農、神父、從前的地主的影響下解脫出來。第五十四節 官僚制度和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作為一個新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權，是在舊的資產階級的政權的廢墟上組織起來的。在無產階級組織自己的政權之前，它摧毀了異己的、自己敵人的政權。在蘇維埃政權的幫助下，它徹底粉碎和摧毀了舊國家的殘余。無產階級摧毀了舊的警察、偵察機關的殘余，憲兵、沙皇資產階級的法庭及其檢查官和雇傭保鏢；清理了大量舊的辦公機構，廢除了資產階級內閣及其官員等等。在這里，無產階級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們黨的總任務又是什么呢？我們黨的總任務又是什么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前邊，即在本書的第一部分里已經談過。這個任務在于，要使群眾本身來取代舊官吏的地位；要使全體勞動居民插手管理事業（輪流值勤，有些職務任期可以短些，有一些可以長一些）。但是我們在這里碰到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困難。第一，城市里的落后階層不發達、愚昧、膽怯、而農村則更甚。積極、活躍、勇敢、分析能力很強的“先進分子”只是人數不多的一個階層。其他的階層剛剛在起步趕上。但也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還害怕擔任工作，很多人還不了解自己的權利并且還沒有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這也毫不奇怪。多少世紀來被宰割和被壓迫的群眾根本不可能由半野蠻狀況一下子就轉到管理國家上來。最初涌現出來的最先進的、最發達的階 層：例如彼得堡的工人就是這樣，到處都可以遇見他們；他們常常是軍隊里的政委、工業的組織者、農村里的“執委”、宣傳員、最高蘇維埃機關成員、報告員。其余的群眾也漸漸有所轉變，涌現一批新人，他們代替了先前的人，并且自己也在慢慢學習。但是，不言而喻，文化水平普遍很低，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第二，缺乏管理技能。這甚至也涉及到一些優秀同志。要知道，工人階級是第一次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它從來沒有管理過，也從來沒有學習過管理事業。相反，沙皇政府，包括古契柯夫-克倫斯基的短命政府在內，數十年來一直都竭力設法不讓無產階級參與這件事。因為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國家不是教育的組織， 而鎮壓工人的組織。很清楚，現在，當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以后，它要在實踐中學習，會不止一次地犯錯誤。它會在這些錯誤中吸取教訓，然而它仍然會犯錯誤。第三，舊資產階級專家。無產階級不得不使用他們。無產階級使他們服從于自己，強迫他們工作，挫敗他們的怠工。無產階級最終一定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他們徹底改造過來。但這些人暫且還常常保持著一套自己的舊習慣和舊方法：看不起群眾，脫離群眾，自行其是，文牘主義、辦事拖延等等，這些也傳染給了我們的人。第四，吸收優秀力量入伍。在國內戰爭最艱苦的條件下，部隊急需特別忠實、正直、勇敢的戰士，這就不得不把自己最優秀的人派往前線工作。這樣一來，后方原有的先進分子就越來越少。所有這些情況給我們的工作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困難，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蘇維埃內部官僚主義的局部滋生。這對于無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危險。無產階級摧毀舊的官僚國家并不是為了使它從下面再發展起來。因此，我們黨應該努力防止這種危險。要防止這種危險，只能靠吸收群眾參加工作的辦法。當然，最主要的，是要普遍提高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教育群眾，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但與此同時，也必須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我們黨在這方面建議：必須吸收蘇維埃的每一個成員來完成國家管理方面的一定工作。蘇維埃的每一個成員不但應該討論一般措施，而且自己應該參加一項社會事業，也就是說，應該擔任一項社會職務。經常不斷地變換工作。這就是說，一個同志應當過一定時間變換一個工作，并逐漸熟悉所有最主要的管理部門。他不應該成年都呆在同一個地方，因為那樣他自己也就可能變成一個官僚；他應該在熟悉一個地方之后，再轉到另一個地方。最后，黨建議把不斷吸收全體勞動居民人人參加國家管理的工作當做工作的總方針。這一點實質上是我們的政治基礎。我們在這方面已經采取了一些步驟。例如，在彼得堡曾經有上萬名無產者參加了對資產階級的搜查；幾乎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擔負了保衛城市的責任；女工代替男人擔負起民警工作。比如說，在蘇維埃里，可以吸收非蘇維埃的成員做助手，讓這些人輪流視察執行委員會或各部門的工作；在工廠委員會和工會里也可以這樣做，使全體工人都能輪流地擔任這些工作。總之，我們應該通過這種或那種形式（哪種形式更為合適，這將由實踐來證明）繼續沿著巴黎公社的道路前進：簡化管理事務，吸收群眾參加，消滅各種各樣的官僚主義。群眾參加得愈廣泛，無產階級專政消亡得就越快。當所有的成年人和健康人都毫無例外地來參加管理的時候，任何官僚制度的最后殘余就將消失。有了這一點，再加上反抗的資產階級的消失，就將埋葬掉任何國 家：人們管理的將不是人，而只是物：機器、建筑物、機車、儀器。這將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制度。在取得對帝國主義者的完全勝利之后，國家的消亡將會是特別快的。現在，在殘酷的國內戰爭期間， 我們還必須按照戰爭的軌道來建設我們的一切組織。因此，蘇維埃政權的機構也如此進行了改組。有時甚至沒有時間召開蘇維埃會議。幾乎所有的事情都照例是執行委員會決定。這種現象是由于蘇維埃共和國的戰爭狀態造成的：我們這里不是一般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軍事無產階級專政：共和國是一座武裝起來的營壘。當然，不會永遠這樣，一旦我們一切組織不再需要軍事體制時，這種情況就將消失。